周轶君，女性群體中的一個非典型存在。
在二字打頭的年紀她就奔赴加沙戰場，與國際榜單的頭号人物對話。回到國内，在以男性居多的文化類節目中，作爲常駐嘉賓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
拍攝紀錄片《他鄉的童年》，踏訪 5 個國家，領略教育的多元化和多重性，她不斷探索新闆塊，解鎖高階技能。
這一次，她又帶着自己的新節目來了。雖然目前熱度不高，但是節目中的每個話題都是當今的熱點話題。
《第一人稱複數》
節目中的第一個話題便是：這就是性騷擾。
不難發現，性騷擾這三個字越來越高頻率的成爲社會話題。
越來越多的聲音鼓勵女性在生活中遇到性騷擾時勇敢發聲，但是現實是很難有一個量尺去判定什麽是性騷擾。
比如男同事在女同事 A 和 B 的面前說了一句話，A 覺得不适走了，B 繼續和男同事侃侃而談，那麽男同事這句話對于 A 來說是不是構成了性騷擾？
婦女權益法律援助律師呂孝泉，在節目中談到了對于性騷擾的法律的界定：
這個行爲違背他人意願，即不受他人歡迎；
跟性有關，是一種性要求、性内容、性暗示；
看對方主觀意願，如果對方拒絕然後反抗，你再實施，這明顯是性騷擾行爲，而不需要考慮實施者的主觀目的和意圖。
所以，到底是不是性騷擾是根據接受方的感受決定的。而不是實施者說，我隻是開個玩笑幹嘛那麽較真，這麽簡單。
節目中，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陳碧說到，之前有一個女生給她說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遇到了性騷擾。
事情的經過是一次在操場上，一個男生迎面對着女生展露出他的下體。
女生的話讓陳碧很吃驚，這是典型的性騷擾，但在女生的意識裏卻很難界定，這緣于性教育的匮乏。
我們會從小教育孩子，要防火防水，防偷防盜，防所有會威脅到生命健康安全的事情，唯獨沒有告訴他們要防止性騷擾，也沒有告訴他們在遇到性侵害時應該怎麽辦。
婦女權益法律援助律師侯志明說，在孩子 3、4 歲時就應該對他們開始進行性教育。
但有人會擔心，過早的告訴孩子這些，他們會不會更好奇，從而胡搞。
可根據志願者的實踐得出，在他們對學生講解了男女構造，說了隐私部位不能碰後，課下那些把男生推進女廁所的活動和撩女孩裙子的行爲就再也沒有了。
因爲性變得不再神秘，孩子們也就不再因爲好奇，去做一些試探的行爲。
節目中，侯志明老師講了這樣一件事情。
一個 17 歲的女中學生，在網上認識了一個網友。這天輔導班剛放學，男網友找到她。
男網友以這不讓停車爲由，催促女孩上車。女孩也沒來得及多想，就上去了。
車開進了一個車庫，監控顯示 20 分鍾後，車開出來了。
在這 20 分鍾裏，女孩被強奸了。
監控顯示，在這個過程中，有路人路過車庫，可沒人聽見裏面有求救的聲音，女孩當時完全被吓懵了 ……
女孩在家人的陪同下報警後，陸續做了 5 次筆錄。每一次筆錄都是對女孩的再次傷害。
女孩的媽媽說：做筆錄的傷害遠遠大過強奸的傷害。
女孩終日以淚洗面，覺得自己的人生被毀了。
于是，女孩去接受了心理疏導。在心理咨詢師的幫助下，女孩每天一遍遍的重複：我還是我，我還是我，我沒有錯 ……
在很多性侵害案中，女性總會因羞愧恥辱産生内疚自責，從而陷進被害者有罪論的漩渦，而這個想法，正是長久男權社會下的産物。
怎樣能不受到性騷擾或者性侵害，這不是女性 " 嚴于律己 " 就可以避免的。
不是說穿衣保守就可以不受到性騷擾，在中東的女性，每天長袍加身，戴着面罩頭巾，在街上走路時依然會有男性對她們吹口哨。
在《使女的故事》中女性戴着大帽子，穿着長袍防止男性的目光凝視，但依舊沒能躲過強暴。
女性對每一次悲劇的自我檢讨和穿衣讓渡，并不能避免悲劇發生。
在婦女熱線中，有的接線員也會受到性騷擾。
來電的男性，會在電話中詢問：大小、長短、時間這些敏感詞彙，甚至邊說邊做動作，接線員可以在電話中聽到對方急促的呼吸。
這種無差别騷擾，是實施者的惡，不是受害者有錯。
除了社會上的性騷擾，還有一些來自于職場。
職場性騷擾，更凸顯出權力的不對等。
有些受害者爲了保住飯碗，面對上司的性騷擾隻能強顔歡笑，勉爲其難的敷衍過去。
有些則不堪其擾撕破臉，最後大概率是丢掉飯碗。
因爲，指證對方性騷擾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首先，報案難。很多女性在面對性騷擾時，因爲羞恥，一開始就放棄了報警。在報警後的每一次詢問，對于女性來說都是一次傷害。
其次，立案難。在報案系統裏，沒有獨立的性騷擾案由的，隻能立強制猥亵罪。
然後，取證難。因爲性騷擾常常發生于一瞬間，因此很難取證。
因爲證據不足，所以就很難勝訴。
最後即便勝訴，也很難獲得賠償 ……
但性騷擾遇到的 " 難 "，不是沒有應對措施。
在受害者遇到性騷擾後，可以第一時間用寫日記或者給他人描述的方式，記錄下來當時發生的事情，過程越詳細越好，這些可以作爲間接證據。
如果性騷擾發生了多次，可以悄悄錄音，如果沒來得及錄，那麽可以事後聯系對方，對他的行爲進行描述，讓對方默認。
除了受害者可以用這些行爲保護自己的權益外，法律也應該爲受害者提供更多的保護。
比如在職場性騷擾中，因爲隐蔽性和權力的不平等，法律可以要求由掌握更多權力的一方，承擔更多的舉證責任。
這樣做不是爲了偏袒受害者，而是在兩個力量懸殊的個體進行較量時，爲弱者提供更多的便利，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
節目中每一位嘉賓觀點的輸出，都爲解決性騷擾這個問題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辦法。其中，很多都是我們之前沒有聽過或想過的。
随着每期話題的變換，嘉賓們的客觀陳述，讨論，思考，讓節目成了喧嚣聲中的一股清流。他們不執着于用女性視角發聲，而是用發聲讓更多待解決的女性問題被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