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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 記者 田進 9 月 3 日晚上 10 點，結束一天工作回到家脫下騎手制服，37 歲的吳峰極速狂奔的一天才算真正結束。餐桌上是妻子照常給他留下的飯菜。此時，妻子和一兒一女均已睡下。
次日早晨 8 點，他需要先将大女兒送往小學，然後再将 3 歲的小兒子送往幼兒園。基本每一天，這半小時是他爲數不多能和兒女見面聊天的時間。緊接着，他将再趕往外賣平台站點報到，開啓 " 朝九晚十 " 的工作。
在這座隻有 36 萬人的小城市，這樣的生活節奏他堅持了 6 年。吳峰所在的外賣平台站點，像他這樣的老員工仍有十餘位，更多新員工還在接連不斷地湧入。
沒有抱怨，也沒有贊美，他說外賣騎手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工作。" 在縣城，如果沒有文憑又想獲得 5000 元 / 月以上的工資，大多隻能選擇外出務工或在本地尋找年底才能結賬的工地活。在村裏職業沒有高低貴賤，掙不到錢才會被看不起。"
近期，一則高校教授送外賣的文章将外賣騎手話題推至聚光燈下。這不是外賣騎手第一次被輿論所關注，從 2020 年 9 月《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一文到 2021 年 4 月 " 北京人社局一位副處長體驗送外賣，12 個小時賺 41 元 "，外賣騎手的生存現狀屢屢成爲大衆關注的熱點話題。
按照官方定義，目前靈活就業人員約 2 億人，約占全國就業人員的 27%。而其中，讨論最多的是依托于互聯網平台就業的靈活就業人員，其中包括 1000 餘萬外賣騎手、400 餘萬快遞員以及近 600 萬網約車司機，他們也被稱爲新就業形态從業人員。
2021 年 5 月經濟觀察報曾刊發《托底平台用工：2 億新城市打工人如何抵風險？》講述了靈活就業人群缺乏保障的現狀。如今時隔兩年多，從政策層逐步打破靈活就業群體繳納職工社保的戶籍限制、推行職業傷害保險試點到平台企業探索更多保障方式，一些改變已經悄然發生。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院長馮帥章表示：" 世界範圍内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面對過如此龐大的靈活就業人群，并且靈活就業已成爲世界就業的大趨勢，在保障方面各國都在探索。我們要找出一種符合當前國情的靈活就業人員保障模式。"
在馮帥章看來，過去幾年在靈活就業群體的保障層面已取得了很多進步，但僅維持現狀還不夠。比如，可以根據靈活就業人群收入波動性大、就業穩定性不高等特點，将社保制度設計得更加靈活。甚至于參照國外，在外賣員或網約車行業，先探索一些特殊保障方案。
外賣平台的角色
自外賣平台誕生起，它在騎手的保障上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承擔多少責任，一直備受關注。
按照現有法律，勞動合同或勞務派遣适用于《勞動合同法》，這意味着企業需強制性地給員工繳納社保（包括職工養老保險、醫保、工傷保險）；外賣平台采用勞務外包雇傭外賣騎手，雙方爲勞務關系，因此不适用于《勞動合同法》，而是适用《合同法》。
這意味着，外賣平台不爲騎手繳納社保并未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但争議往往來源于此。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喬慶梅是持反對意見的一方。她認爲，業務外包模式剛好規避了外賣員和平台之間的勞動關系，這也讓平台經濟中的勞動者社保繳費責任不夠明确。但不能說雙方沒有固定的勞動關系就不保障，平台和外包公司從外賣員的勞動中獲取了利益，應當爲他們的保障承擔責任。
喬慶梅介紹，在意大利、英國等歐洲國家，Uber 司機就被認定爲和平台存在勞動關系；在國内，外賣小哥、網約車司機要受到平台的管理和制約，平台從他們的收入中抽成，因此，平台企業不爲靈活就業人群繳納社會保險費并不合理。
支持一方的意見是，靈活用工模式不同于傳統用工，外賣平台沒辦法對騎手形成打卡上班等定時定量的工作要求。馮帥章表示，靈活就業群體職業自由度較高，不受工作時間、工作地點的約束。同時，一些外賣騎手在多平台承接訂單，如果強制平台爲他們繳納社保，還會涉及個人重複繳費的問題。
與此同時，平台企業如果直接爲騎手繳納社保，也将意味着承擔更多成本與責任。
以北京爲例，2023 年企業職工社保繳費基數下限爲 6326 元。如果外賣平台以繳費下限給騎手繳納社保，騎手個人需承擔的五險費用爲 645 元（占約 10.2%，從工資中扣除），外賣平台除支付工資外還需額外承擔的五險費用爲 2043 元（占約 32.3%）。
在當前，外賣平台依然面臨淨利潤增長的難題——财報顯示，2022 年美團淨虧損 66.9 億元，直到 2023 年上半年才實現扭虧爲盈，淨利潤近 83 億元。按照《2022 年美團騎手權益保障社會責任報告》，2022 年有 624 萬騎手通過美團獲得收入，這一數字包括那些隻配送了少量訂單的非全職騎手。如果美團爲 624 萬騎手以最低基數繳納社保，是一筆數十億級的成本支出。
衆合雲科研究中心首席專家庚鑫表示：" 如果把社保繳納責任或社保補貼責任全部轉嫁給平台，平台也将面臨巨大的經營壓力，目前來看并不現實。"
幾方争議下，驅動着平台企業在制度中不斷探索。
近兩年，部分平台提供的解決辦法是，先爲一小部分人繳納職工社保或商業養老保險。在網約車行業，自 2021 年 10 月起，滴滴開始在北京、重慶、武漢等數十個城市試點滴滴司機商業養老保障。此模式的運行規則是，如果當月滴滴司機達到一定的服務時長，次月即可開始投保，滴滴作爲平台方，按 1:1 的比例補貼司機。
工傷保險方面，2022 年 7 月 1 日起，人社部在全國七個省市開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計劃試點 2 年。第一批試點在美團、餓了麽、曹操出行等 7 家平台企業。一旦個人出現職業工傷，生活保障費、生活護理費由平台負擔，醫療康複待遇、傷殘待遇、死亡待遇由基金負擔。
記者從相關人士處了解，目前每月有百萬級騎手參與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多平台接單的騎手，由發生事故時正在執行訂單的派單平台承擔責任。職業傷害保障采取按單繳費，保費由平台承擔。
馮帥章認爲，平台企業肯定需要拿出一些資金，這屬于企業的負擔；其次，個人和政府在社保繳納中，也相應承擔了繳費責任，因此資金支出對于平台既是負擔也是責任。繳納社保是多方在當下和未來的一個平衡。
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薛惠元表示，未來可以要求平台企業适當爲本平台的靈活就業人員提供社保參保補貼，政府應當爲參保的靈活就業人員提供一定的财政補貼。在這種模式下，社保繳納可以由多方（例如平台、政府和靈活就業人員）共同分擔，以減輕平台企業的負擔。" 具體成本分擔模式上，平台可以按照工作年限給予靈活就業人員社保繳納補貼；政府機構可以适當降低靈活就業人員社保費用，或提高劃入靈活就業人員個人賬戶的比例，從降低成本、提高待遇兩個維度增加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的積極性。"
社保政策的探索
當前，職工社保涉及的 " 五險 " 分别爲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個人若不繳納靈活就業的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還能選擇繳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但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目前大部分城市隻能通過職工社保渠道進行繳納。實際中，" 五險 " 在推進層次和覆蓋面上也不盡相同。
人社部、國家醫保局統計公報數據顯示，截至 2022 年底，職工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繳納人數分别爲 2.4 億、2.9 億、2.46 億人，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超過 13.4 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約 10.5 億人，繳納人數遠大于失業、工傷和生育。
庚鑫表示：" 對于靈活就業人員，短期内最急需的是意外傷害的基本保障；中長期看，則需要進一步提升養老、醫療保險險種的覆蓋面。"
對于短期内急需的意外傷害的基本保障，政策層面已經開始改變。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外賣騎手的安全保障隻有 3 元 / 天的商業保險，保險的賠付金額和保障範圍均面臨諸多局限，保障程度不及職工工傷保險。
這一情況在 2022 年迎來轉折。2022 年 7 月 1 日，人社部在 7 個省市啓動新就業形态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在 9 月 4 日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人社部副部長李忠表示：" 試點一年多來，效果應該說還是不錯的，制度運行也總體平穩。截至 2023 年 7 月底，7 家平台企業在 7 個省市已經有 615 萬人覆蓋進來，應該說相關人員的職業傷害保障權益都得到了有效地保障。我們還将在實踐中不斷總結，不斷探索完善，建立健全職業傷害保障管理服務規範和運行機制。"
對于中長期職工養老，庚鑫表示，部分靈活就業人員的經濟水平決定他們會衡量當期收益和未來保障。如果當期面臨較大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生活壓力，會倒逼他們更重視當期收益，将未來的收入保障排在第二位。
即使個人想量力而行，以較低繳費水平或更短繳費年限來繳納職工養老、醫療保險，當前制度的設計則意想不到地成爲一道阻礙。例如，職工養老保險需參保 15 年才能在退休後享受相關待遇，最低繳費水平也是本省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 60%。
薛惠元表示，當前政策規定不得以事後追補繳費的方式來增加繳費年限，但由于靈活就業人員的工作狀态和收入水平不穩定，容易出現斷繳情況。
呼籲建立彈性的社保繳費制度觀點由此而來。薛惠元表示，社保補繳政策應适度調整，允許靈活就業人員補繳社保費用，降低靈活就業人員的繳費顧慮。或者，适當降低靈活就業群體繳費基數下限。比如，以本省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 40% 或本省最低工資标準作爲繳費基數下限。
馮帥章也呼籲适當降低職工社保最低繳費标準。他認爲，因靈活就業群體收入起伏較大，建議根據收入水平，對其繳納金額進行靈活性調整。" 雖然繳費金額有起伏，但總體上還是在不斷參與社會保障系統，系統也能根據繳納總額決定其退休待遇水平。"
其次，參考國外的做法，馮帥章建議對于收入超過一定水平的靈活就業者，可以要求其參照傳統就業者執行強制參保，并且由平台企業和員工共同分擔社保繳費。
在社保轉移上，庚鑫則建議可參考德國工時賬戶模式，即考慮靈活就業人員多雇主的特點，建立 " 可攜帶社保 " 的模式允許短期繳費、多重繳費。目前，如果個人更換工作地，在轉移養老保險時，養老金的單位繳存部分隻能轉移個人繳費基數的 12%，個人繳存部分則可全部轉移走。" 目前這樣的模式不利于流動性較強的靈活就業人員繳納職工社保。"
德國工時賬戶的模式是，單位和個人繳納的養老保險金均納入個人賬戶。在人員流動時，個人賬戶資金全部随個人流動。庚鑫表示，但這也會給公共服務提出更高要求，相關機構需要記錄好每人的個人賬戶情況，可以考慮動員公共機構之外的市場化力量一起來推進制度發展。
個人的三種選擇
" 一直以來，作爲典型的靈活就業群體，貨車司機的保障問題常常不被大衆所關注。"
作爲注冊用戶數超 340 萬的卡友地帶的保障策劃專家，徐雯長期以來關注卡車司機的生存狀況。他說，現在絕大多數卡車司機更多隻有居民醫保這一項保障。
究其原因，徐雯說很多卡車司機都在 " 賭 " ——司機們深谙工作風險很高，但當需要他們每月花費一定成本來購買城鎮職工社保或商業保險，他們就會衡量是否有必要。" 因爲現在他們本身收入并不高，所以繳費意願并不強烈。"
但繳納社保帶來的好處又是肉眼可見的。薛惠元表示，繳納社保的主要好處在于獲得一定的社會保障權益，包括醫療保險待遇、養老金等，有助于他們在面臨風險（尤其是在遭遇重大疾病風險）時獲得經濟支持，且在老年時有生活保障。此外，自行參保可以建立社保繳費記錄，有助于落戶、貸款、租房、購房、子女入學、辦理簽證等。
對于靈活就業人員而言，雖然法律層面未強制平台企業爲其繳納社保，但也爲其開設了多種路徑供選擇，制度方面也在不斷改革，且遵循自願原則。
2023 年 5 月 1 日，上海正式放寬靈活就業人員在上海參保的戶籍限制，這也是近兩年各大城市放開戶籍限制的一個縮影。目前除北京外，靈活就業人員均可在就業地或戶籍地以靈活就業身份參加職工養老保險和職工醫保。
掃除制度障礙的另一面，如果以靈活就業身份參加職工養老保險，個人需承擔所有的保費繳納責任，并且可以在本省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 60%-300% 之間選擇适當的繳費基數，各省繳費比例爲 20%-25%。
薛惠元說，相當一部分靈活就業人員的收入低于社保繳費基數下限，他們繳納社保後，剩餘的可支配收入非常有限，難以維持家庭開支；其次，職工養老保險和職工醫保的權益通常需要一定的繳費期限，但靈活就業人員的工作不穩定，容易發生斷繳現象。這将導緻他們無法享受相應的社保權益。因此，很多人會選擇不參保。
基于此，這也是多位專家不斷呼籲降低職工社保最低繳費基數的原因。
除可以參加職工社保外，靈活就業人員目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是，繳納居民醫保和居民養老保險。這兩條路徑也幾乎讓絕大多數人都能獲得一定程度的保障。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 2022 年末，約 5 億人參加職工養老保險，約 5.5 億人參加居民養老保險；約 3.6 億人參加職工醫保人數，約 9.8 億人。
當然，因爲繳費的差距，兩條路徑帶來的是待遇的明顯差距。人社部數據顯示，2020 年，企業職工人均養老金爲 2900 元 / 月左右。而 2022 年城鄉居民人均養老金爲 189 元 / 月。
喬慶梅表示，目前關鍵需要突破的點在于，縮小兩條路徑之間的差距，要給人們提供享受同等待遇的便利，并實現兩條路徑的并軌。這方面不能隻是 " 隔靴搔癢 "，需要政府層面的不斷改革。
第三條路徑則是繳納商業養老保險，相比于前兩條路徑，商業養老保險面臨無法發揮基礎性保障的局限性。
馮帥章表示，平台企業給新就業形态人群繳納商業養老保險是一個可發展的模式，這項制度實施操作比較容易，但更多依賴于企業與個人負擔成本，因此商業保險沒辦法完全取代社保體系，更多起着補充作用。當下關鍵還是需要社保體系的改革。
各種利弊因素疊加之下，靈活就業群體數量還在快速擴張，甚至更多本科畢業生也開始入場。
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數據顯示，2020 年和 2021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率均超過 16%。
在多方采訪中，幾乎所有專家的觀點都是，靈活就業群體包括新就業形态群體數量進一步擴大已成爲必然趨勢。馮帥章稱，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下，基于互聯網平台就業的新就業形态群體規模一定會進一步增長。
對于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投身于靈活就業現象，薛惠元表示，一方面，近年來，我國大學畢業生數量不斷增加，但下行的經濟形勢和市場崗位的飽和度難以提供足夠的傳統 " 正式 " 工作機會，導緻人才市場競争激烈，因此部分大學生将目光轉向靈活就業領域，如自媒體運營、投資開店、自由撰稿、電商運營等；另一方面，" 緩就業 "" 慢就業 " 成爲大學生的新風向，他們不急于尋找正式工作但需要收入來源，因此在畢業後的一兩年内選擇更靈活的工作方式。
在這樣的背景下，馮帥章表示，大學生畢業生是否選擇靈活就業需要多方面考量。除了保障層面的缺乏，靈活就業崗位持續性相對較差，平台企業也很難如傳統企業一樣提供較多的技能培訓，這容易導緻從事靈活就業的大學畢業生缺乏長期的職業規劃、缺乏技能積累，進而對職業發展産生不利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