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陳果George ，作者GEORGE陳果
作者 | GEORGE陳果
來源 | 管理智慧，陳果George
文約24336字 | 預計閱讀130分鍾
【陳果按】
去年初我提出了中美日軟件模式的比較，一年多來受到了國内業界廣泛關注。今天我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名譽教授、五十多年來一直研究日本産業和信息技術對組織影響的羅伯特·科爾以及日本學者中田喜文教授發表在《加州管理評論》2014 年 11 月刊上《日本軟件行業：什麽搞錯了以及我們如何吸取教訓The Japanese Software Industry: What Went Wrong an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it?》 全文翻譯出來，跟大家分享。原文見：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525/cmr.2014.57.1.16
日本的 IT 産業，尤其是軟件産業，在今天落後于歐美是不争的事實。實際上由電子工程産業發展而來的計算機産業，日本的起步并不低——在 80 年代前，當IBM 主導計算機産業的時代，日本無論是大型計算機，還是在進入個人計算機時代，硬件上都能夠匹敵美國，這也使得日本的半導體産業領先世界。然而從 90 年代初開始的軟件行業落後，表面現象是日本大學的軟件教育落後于美國，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日本企業重硬輕軟、IT産業對軟件産品化重視不夠等，而根因是日本大公司經濟制度的體制性問題。
這篇八年前對日本的産業研究文章，如果我們拿當前中國軟件産業的各種現象，以及中國大企業對應用軟件的需求來對比，真可以說是拳拳到肉。中國社會除了電子工程的硬件行業基礎比日本還薄弱外，軟件行業現象幾乎和被批評的日本現象完全一樣：
- 大型企業紛紛将自身 IT 部門分拆爲科技公司
- 大企業越來越傾向于定制化開發軟件來滿足自身需求，而非采用套裝軟件來推進自身變革
- 大企業越來越多使用 IT 外包，削弱了自身的 IT 能力建設
- 企業方自己講不清楚自己的 IT 需求，服務商提煉需求的能力也很薄弱，一對糊塗蛋兒湊一塊兒了
- 大公司不尊重初創公司的知識産權，當了解到初創公司的新創意後，等待自己的老關系戶做出同樣的東西來
- 企業高層領導認識不到應用軟件對于企業的變革作用和戰略意義
簡單說，如果用友、金蝶這些産品化套裝企業軟件以及創新的企業服務SaaS 公司在中國得不到很好發展，大企業都自己搞定制化開發企業信息系統，蔑視軟件公司的知識産權（例如，企業方無原則索要廠商的源代碼，美其名曰"自主可控"），那麽軟件開發将隻被企業視作爲一種勞動力（亦即大家戲稱的"碼農"）服務，而非一門學科，這将極大阻礙中國軟件行業的技術創新的能力，中國的 IT 産業将重蹈日本 IT 産業落後的覆轍。
就中國企業自身而言，如果不重視培養自身的 IT 能力，企業高層領導意識不到信息技術是企業戰略性的能力，而僅僅将 IT 看作是企業記錄信息的工具，那麽所謂"數字化轉型"都将是空談。
這也是原文作者、二位日美學者對日本之外其他國家政策制定者的建議，避免日本行業錯誤的一片苦心。
日本軟件行業：什麽搞錯了以及我們如何吸取教訓
作者介紹：
羅伯特·科爾（Robert E. Cole），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商業與社會學名譽教授，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技術、企業與競争力研究所（ITEC）聯合研究員。
中田喜文（Yoshifumi Nakata）是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政策與管理研究生院、同志社商學院人力資源管理教授，也是技術、企業與競争力研究所（ITEC）所長。
文章摘要：
最近的研究結果表明，日本IT 行業在軟件創新方面日益落後于美國IT行業，這是日本與美國相比，技術競争表現減弱的根本原因。本文探讨了對這一結果的多種解釋，并分析了日本軟件業發展軌迹的原因。這些來源可以在對軟件的轉型性角色，及其價值創造潛力的近期理解中找到，也可以在行業結構的演變中找到。最後，本文考慮了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如何從日本的經驗吸取教訓，建立一個更有活力的軟件産業。
(關鍵詞：高科技、軟件産業、信息技術、路徑依賴、戰略管理、日本、學習)
這很難想象，就在20多年前，美國人還被警告說，日本在繼制造業取得成功之後，将成爲下一個軟件超級大國。小而散的矽谷公司被視爲無法與日本大型綜合性高科技制造商的雄厚财力匹敵。此外，受日本大型公司青睐的軟件開發工廠的方法，被視爲優于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軟件手工作坊方法。
盡管有這些預測，但過去20年時間對日本的IT公司和高科技制造公司來說卻并不友好。在本文中，我們利用日本的經驗，探讨了關于軟件創新對國家競争力影響的最近研究，主要關注這些現象背後的因素，特别是爲什麽在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在一個被認爲是最具競争力的制造業的國家中，軟件密集型産品在很大程度上越來越沒有全球競争力。日本的公司高管、政府官員和教育領導者嚴重低估了軟件在消費者和企業領域中、廣泛的行業和産品競争中的重要性。
這給所有國家的經濟都上了一課，即機構領導者不僅要感知和監測，還要對新興技術變革采取行動，以免自己吃虧。可以肯定的是，要分清可能出現的技術變革，是技術時尚或小發展，還是颠覆性變化的早期迹象，并不容易。此外，機構領導者很容易被他們現有的技術願景所羁絆，這些技術持續産生正向收入流，盡管發展趨勢放緩。在硬件制造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領導人發現，将軟件設想爲全能夥伴要困難得多，更不用說替代模式了。另一個貌似合理的假設是，美國制造業在全球範圍内相對于日本企業的弱勢，給了美國企業更強的動機去尋找、感知、監控和應對軟件創造的新機會。在本文的結論部分，我們将進行一個簡單的反事實分析，通過假設日本公司可能做了什麽不同的事情，在軟件重要性日益增長時期，可能獲得相關的回報。我們的目标是爲世界各地尋求建立本國經濟的 IT能力的決策者提供指導。
日本IT公司在全球主要消費品市場的份額一直在穩步下降。他們不僅在智能手機和平闆電腦等最具變革性的消費産品上未能在全球競争，而且在這些産品上，他們在國内市場上也遭遇了強勁的沖擊。此外，這些産品的附帶功能和特性，包括手機遊戲和智能相機的興起，正在沖擊它們之前在遊戲機軟件和傻瓜相機領域取得成功的全球公司，最近似乎正在侵蝕精密的單反相機的銷售。
從2000年到2011年，日本國内生産的電子産品（其中大部分包含嵌入式軟件）的産量下降了50%。同期電子産品出口下降了37%。日本電子公司越來越多地從事中間産品交易，爲其他制造商生産零部件。消費類電子元件和設備占2000年總産量的45%，到2011年上升到56%，在同一時期，工業部件從8%上升到12%。問題是，這類産品的大部分利潤通常都流向了最終産品的賣家，比如蘋果和三星；而零部件供應商（擁有強大的專有技術，包括系統集成能力和/或強大的知識産權保護的供應商除外）最有可能就吃點利潤的渣渣。截至2011年12月底，日本電子産品制造商的總市值較2000年的水平減少了一半以上。這種下降不僅僅反映了這一時期市場資本總額下降；東京證券交易所的第一部分（大公司）同期隻下跌了16%。即使日本科技公司在全球範圍内保持着強勁的銷售勢頭，它們的利潤率（與競争對手相比已經很低了）近年來甚至下降得更低，到2009年，許多公司的利潤率在1-2%之間。這意味着，相對于許多外國競争對手，可用于未來資本投資的資金更少。近期走軟的日元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轉這一趨勢，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最近，爲了避免在消費電子領域遭受重創，日立(Hitachi)、東芝(Toshiba)和三菱電機(Mitsubishi Electric)已将其主要業務重點轉移到大型社會基礎設施項目(能源、交通和公用事業)上。對于這些項目，這些公司更多地将軟件視爲将不同項目組件粘合在一起的粘合劑，而不是主要的價值創造因素。然而，一些擁有強大軟件能力的競争對手，如西門子，通過使用軟件來驅動前端功能和服務，在這些基礎設施市場建立競争優勢，隻是時間問題。
IT行業不僅僅是電子産品。IT産品屬于信息及通訊科技(ICT)行業範疇。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96年服務占全球ICT價值的5%，但到2009年上升到22%。ICT服務的大部分價值是由軟件貢獻的。然而，日本未來競争表現的一個令人不安的預兆是，2009年，服務占日本ICT出口的比例略低于2%。很明顯，日本在硬件到服務的轉變上落後了，很大程度上的弱點可以歸因于軟件的弱點。它們在 ICT服務出口方面薄弱的另一個因素是，産品定制和系統集成通常是基于對本地商業實踐的了解，用本地語言完成的。日本公司在服務出口方面處于不利地位，這似乎是合理的，因爲日本管理層的英語能力通常較弱。
與上述觀察結果相一緻的是，大量的日本軟件和信息服務進口，以及開創性的軟件初創企業的缺乏，實際上缺乏一個龐大而充滿活力的獨立軟件行業。軟件出口的微小規模和對高水平軟件進口的依賴與日本國内套裝軟件市場的疲軟有關，絕大多數應用程序都是獨一無二的定制解決方案(見圖1)。2012年，日本信息服務市場中86%的軟件銷售來自定制開發軟件，而隻有14%來自軟件産品。值得注意的是，遊戲軟件占總軟件産品銷售額的37%，占總軟件銷售額的5%。
盡管如此，日本作爲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在軟件銷售方面僅次于美國。它的嵌入式軟件功能令人印象深刻。機床、機器人和汽車是其高質量全球公認的嵌入式軟件産品的三個主要陣地。其他研究将日本的軟件質量（以各種不同類型的軟件項目的缺陷來衡量）和軟件開發過程的生産力(代碼生産力)排在遠遠高于美國項目樣本的水平上。這些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這是他們在軟件開發中強大的過程能力和他們在産品創新方面的弱點之間的差距，反映在軟件産品和服務中缺乏全球存在感，這是本分析的核心。Michael Cusumano（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傑出教授）用"日本軟件的謎題"來描述這種矛盾。
近期專利研究發現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Going Soft: How the Rise of Software Based Innovation Led to the Decline of Japan’s IT Industry and the Resurgence of Silicon Valle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July 2013)，Arora、Branstetter和Drev報告了他們對美國專利局(USPTO)從1983年到2004年授予的美國和日本IT專利的研究結果。作者研究了美國和日本在高科技領域的非硬件專利（實際上是嵌入式應用、系統和企業應用軟件專利）。他們發現，盡管日本和美國的軟件專利引用量都在增長，但日本公司申請的軟件專利比美國公司少，而且這種差異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一直在穩步增長，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
他們的發現表明，首先，随着時間的推移，IT發明變得越來越依賴軟件。其次，美國公司比日本公司更積極地将軟件發明融入到他們的産品和服務中。第三，他們發現美國公司的創新績效相比于日本公司，在軟件密集程度最高的IT領域（計算機和外圍設備）有所提高。最後，研究人員發現，在IT行業，日本公司現在不成比例地分布在軟件密集度較低的行業。
他們的結論是，他們的發現爲日本IT産業在上世紀90年代的"全球急劇衰退"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作者讨論了日本軟件創新不足的兩個可能原因。首先，他們指出了軟件知識和技能的有限供應（人力資源的限制），其次是日本IT公司在認識到軟件的行業轉型性質方面進展緩慢。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日本在軟件創新方面相對于美國日益落後的主要原因是前者，而不是後者。
大學計算機科學教育
我們以他們的分析爲基礎，首先通過調查美國和日本大學在爲新一代學生提供知識、分析技能和工具，以應對快速發展的計算機科學(CS)領域所做的努力，爲這一難題的解決方案增添了一塊。雖然我們的重點是計算機科學，但我們的分析也涵蓋了廣泛的信息技術領域。
鑒于熟練的人力資本對軟件開發的重要性，對IT軟件教育的考察使我們能夠通過軟件投資的時機和質量，來部分評估各自經濟體系中的IT人力資本。斯坦穆勒（注：Steinmueller，斯坦福大學創新學教授，經濟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認爲，美國軟件産業相對于日本的優勢在于其先發優勢，這是由政府的研發政策和早期在大學層面發展的計算機科學教育所實現的。後者對日本的優勢，實際上對所有其他先進工業國家的優勢，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美國，大約20%的軟件開發人員受過一定程度的研究生教育，而在日本，這一比例爲10%。博士學位的差距甚至比這10%的差距所揭示的還要大。直到最近，大多數日本工程學博士學位都是由日本公司的工業研究人員獲得的。這些學位(ronbun hakase，論文博士，相較于katei hakase 課程博士)通常由員工的前大學授予，通常是經過多年的研發研究。不需要課程作業，隻需要提交一篇論文，并在知名期刊上發表一些文章。這些博士學位持有者不太可能站在軟件創新的前沿。撇開論文博士學位不談，大多數計算機科學博士（以及大多數日本工程學博士）都是那些以學術生涯爲目标的人獲得的。在軟件相關的私營行業工作崗位上，日本博士數量有限的背後，是日本工業對工程博士的總體需求長期缺乏，以及軟件初創企業的匮乏。
相比之下，美國大學的大多數計算機科學博士都被企業或政府聘用。在美國，擁有博士和理科碩士學位的工程師已經并正在爲私營企業創造大量新的價值。從1978年到2008年，美國授予了大約22000個計算機科學和信息技術博士學位。美國最好的大學的博士生經曆了嚴格的課程和實習，有不少人持續創想、創造和保持一個全新的世界，例如UNIX，關系數據庫。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創辦的初創公司包括Adobe、高通、谷歌、Sun、Cadence、Synopsys、VMware和賽門鐵克。還有一些博士，比如埃德加·科德（Edgar Codd，注：七十年代的數據庫技術發明人)，他擁有計算機科學博士學位，曾在IBM工作，但啓發了甲骨文(Oracle)等初創公司，以他對關系數據庫的開創性研究爲基礎開發商業産品。博士貢獻是美國人的強項。在日本，很難編制出一份跟美國相當的開創性項目清單。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将最先進的軟件知識納入日本科學與工程大學課程是個漫長而緩慢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計算機科學教授們都認識到，日本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師資力量薄弱。直到2007年，他們嚴重依賴美國制定的IEEE-CS(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計算機科學)和ACM(計算機協會)标準來進行連續的課程升級，但每次都延遲很長時間。六年是典型的間隔。此外，即使在美國采用了這些标準，這些标準也常常是過時的。這種滞後表明，日本的教育機構缺乏對IT技術變化速度的認識，也沒有認識到迅速适應這些變化的重要性。
向學生教育最新課程的關鍵是擁有最新知識的教師。在這方面，日本大學處于劣勢。許多新的信息技術知識在美國被開發出來，特别是随着20世紀80年代初個人電腦時代的到來。在這個時候，日本的IT公司，已經通過模仿IBM的大型主機架構取得了顯著的競争成功，仍然緻力于建造新一代更大的大型計算機。這種錯位的關注使他們在開發、集成和部署新的軟件知識方面遠遠落後于美國。日本的創業公司數量不多，對新知識更開放，導緻失去了縮小差距的機會。
20世紀80年代，日本大學IT院系的擴張與訓練有素的計算機科學和信息工程教師的短缺有關。爲了填補空缺，許多大學聘請了NEC、富士通、日立和東芝等大公司退休的IT高管。這些新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幫助填補了IT院系的教職員工。雖然他們在IT業務問題和一些技術問題上有實際經驗，但他們的大部分公司培訓和經驗都是在大型機的硬件和軟件方面。在美國，大型機很快被個人電腦、工作站、更新的編程語言、網絡系統、互聯網等取代。
大多數在公司上班的日本教師都沒有能力教大學生最先進的軟件。在研究型科學家(主要來自美國)正在改變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時候，大多數具有企業背景的人沒有能力在研究前沿做出貢獻。所有這些都進一步推動了日本和其他國家在技術形成時期在軟件創新方面進一步落後于美國。
日本信息處理學會(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ety of Japan)的核心人物Nobumasa Takahashi教授分析了國立大學的活動，因爲它們通常爲所有其他大學設定新技術課程的方向。他觀察到，日本戰後大學的院系結構是由土木工程、機械、電氣工程(EE)和化學等領域的不斷擴張所形成的。在許多情況下，新的院系是由這些現有院系推動的教育部預算撥款而組成的。"因此，新院系的創建帶有舊院系擴張的強烈色彩。"
新的信息學系(jouhougaku)，大緻相當于美國人所說的信息科學，既包括計算機科學的核心，也包括相關科學學科的内容，還受到其他限制。這是兩種發展的意外相互作用造成的。1991年，教育部事實上放松了對大學的管制，不再要求理工科學校在本科教育的前兩年提供文科課程。因此，許多科學和工程學校用工程和科學課程來代替他們。結果，産生了大量多餘的教員。由于他們不能被解雇，他們需要從原來的部門調離，這個困境找到了一個"偶然"的解決方案。
大約在同一時間，教育部出于對全國出生率下降的擔憂，對大學院系的擴張施加了限制。然而，對于國家重要性日益增長的領域有一些例外，其中一個專業就是信息技術。然而，這些大學利用這一例外，将前面提到的許多多餘的教員"卸載"到了這些新興領域。許多轉行的教師繼續教授他們現有的專業，卻轉到了計算機科學和相關院系裏工作。
Masato Takeichi教授發現，1998年日本理工科大學的信息科學系的教員總數(2615人)大緻如下：學術專業爲計算機科學和數學信息學的核心計算機科學教員僅占30%，從更廣泛的角度包括信息科學，包括系統信息學、電子信息學和智能信息學，另外還有45%。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25%的人的受教育專業與計算機科學幾乎沒有關系。因此，盡管教育部認識到新學科對日本未來的重要性，并将其指定爲一個增長領域，但他們随後忽視了在填補新教員職位時對新領域的公然破壞。結果，新的院系被不做貢獻的計算機科學教員貶值了。反過來，這意味着學生們接觸到最新的計算機科學知識的機會要少得多。更微妙的是，它使計算機科學更難被認爲是一門獨特的科學學科，而像是外行也能糊弄的專業。
Baba、Takai和Mizuta寫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主要關注大型機軟件的一篇論文指出，他們觀察到計算機科學教育在日本不被很好地接受，大多數軟件人員通過在職培訓獲得專業技能。他們進一步指出，與高度定制化開發相一緻，與美國的産業驅動不同，日本軟件業的知識傾向于在内部自身積累，并主要在公司範圍内加以利用。日本經濟産業省(METI)下屬的信息技術促進機構(IPA)最近發出警告指出，這些特征直到今天仍然是軟件創新的主要障礙。2013年3月，日本科學委員會成員木村文彥教授在東京大學舉行的公共論壇上表示，計算機科學（在工程學校被稱爲jouhoukagaku）在日本仍然沒有被大多數利益相關方認可爲一個明确定義的學科。
衡量一個新領域是否成爲一個公認的學科的一個标準是，那些在原有成熟學科中的人是否願意爲新興學科做出貢獻。這些貢獻既反映了對新興學科的積極評價，也賦予了這一新領域進一步的合法性。以美國爲例，理論數學家和應用數學家在建立新的計算機科學學科方面都發揮了關鍵作用。數學邏輯，圖靈和哥德爾定理，電路設計的布爾代數，以及求解方程和其他數學問題的算法，在計算機科學作爲一門學科的早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2004年至2007年擔任東京大學信息科學與技術研究生院院長的Masato Takeichi教授報告說，日本的數學家沒有像美國那樣被新的IT領域所吸引。他認爲這是因爲計算機科學在日本沒有被視爲一門獨特的學科。同樣，工程學院的信息工程在日本工程相關領域的層次結構中，通常處于相對較低的地位。
總體而言，2009年美國約有6.33萬名計算機科學和數學專業的學生獲得學士學位，而日本隻有1.63萬名。考慮到日本的總勞動力約爲美國的43%，名義GDP約爲美國的37.5%，這一差距比設想的還要大得多。
在美國領先的工程學院，像計算機科學這樣的專業增長迅速，吸引了高素質的申請學生，有足夠的自主度和強大的激勵來發展他們的院系。教師們會受到激勵，在新一代聰明的年輕人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他們也會利用學生增長來争取更多的院系資源。美國向來去中心化的教育體系意味着，與日本的教育部門不同，教育部在這些問題上一直扮演着非行動者的角色。正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前工程學院院長大衛·霍奇斯(David Hodges)所說，"人們往往會尊重那些表現出領導力的院系。"這體現了美國頂尖工程學院快速适應新環境的創業精神。
這種适應過程與日本大學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我們可以以日本領先的ICT 院系東京大學爲例。與所有日本大學一樣，在工程學院，每個本科專業(如信息和通信工程)都有規定的學生配額。在2006年大學放松管制之前，這些配額都是由教育部嚴格規定的。自2006年大學放松管制政策頒布以來，招生限制成爲教師的責任。然而，所讨論的教員并不是特定工程院系的教員，而是整個工程院系的教員。因此，當讨論學生配額時，每個院系都試圖保護自己的地盤，而不是以犧牲其他院系爲代價而遭受損失。這對努力擴大規模的新興院系不利，這種零和遊戲的一個後果是，入學限制很少改變。
以東京大學信息與通信工程系爲例，截至2012年5月，電氣和電子工程（EE）學生的人數配額爲150人(大三和大四的總和)，而信息與通信技術系的人數隻有80人。斯坦福大學的分布情況則大不相同。EE專業畢業的本科生總數爲每年50人，這一數字在一段時間内保持穩定，但近年來，計算機科學學位畢業生的數量一直在急劇上升。2012年，畢業于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學生有250人，是EE專業的5倍。
在日本最頂尖的大學裏，EE和ICT專業的學生配額分配似乎更适合20年前，當時信息技術和軟件還不是如此具有全球競争力的力量。當前的分布模式，适合傳統的以硬件爲中心的制造業教育。
總之，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日本教育機構在将強大的軟件教育納入課程方面進展緩慢，而且仍然落後。這種情況導緻了培養具有最新知識的軟件開發人員的人力資源限制。然而，這些數據也與日本企業、政府和教育機構未能認識到軟件創新的重要性并對其采取行動相一緻。在本文的後半部分中，我們建議這些因素充其量隻是軟件創新滞後的直接原因。我們将探讨它們主要産生于深層次結構性因素的立場。
制度性和結構性的觀點
一位日本軟件行業資深人士對日本軟件創新問題的理解如下:
"在2000年前後，我們确實出現了一些勞動力短缺。目前的問題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沒有足夠多的日本産品專注于軟件，也沒有足夠多的日本軟件專業人員專注于産品。這兩種情況都會導緻對優秀軟件架構師/設計師的需求不足。總之，這導緻了軟件創新不足。"
在本文接來下的部分中，我們将解釋與此觀點相關的因素。有人認爲特定技能的人力資源有限制，美國和日本的管理人員總是抱怨他們缺乏足夠的機會獲得真正頂級的軟件人才，然而，與此同時，日本IT産業在軟件創新方面的滞後，主要是由于企業創造創新軟件産品的動機薄弱。如果公司不努力創造這樣的産品，那麽他們就不認爲他們迫切需要雇傭、培訓和使用越來越多的高素質軟件人員。
爲了避免我們被指責壓制不同觀點的證據，我們注意到以下幾點：在回顧過去十年日本IT行業的學術和大衆/從業者文獻時，我們沒有發現日本行業曾經或正在遭受嚴重的軟件人力資源限制的廣泛讨論。在我們對日本軟件行業、政府和學術界的領導者的采訪中，沒有人告訴我們，軟件行業的增長或IT創新目前正受到嚴重勞動力短缺的限制。信息技術促進機構(IPA)每年都會調查IT公司高管對IT勞動力供應充足性的看法。那些選擇"大規模短缺"的人從2007年的28%下降到2009年的5%，然後逐漸上升到2013年的19%（沒有區分高技能和低技能員工的供應）。最初的下降很可能是由于 2009 年時的經濟危機，以及在過去十年中，企業和嵌入式軟件開發外包到印度，特别是中國的大規模增加，主要是低級和中級的編程工作。IPA數據所涵蓋的時期遠遠晚于Arora、Branstetter和Drev的專利研究所評估的時期。由于IPA的數據并沒有顯示出IT高管普遍認爲存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我們可以假設，這種短缺本身不會在很大程度上解釋日本IT行業表現的持續落後。
我們的主張是，日本IT行業在軟件創新方面的滞後，主要是由于企業創造創新軟件/IT産品的動機薄弱。這種說法的初步證據可以從信息技術研究和咨詢公司高德納(Gartner Inc.)提供的IT投資對比數據中收集到。他們報告了2007/2008年度私營企業IT投資占年收入的百分比。2007年日本私營企業的數據爲1.03。2008年美國的可比比例爲4.3%。如果美國公司每年在IT上的支出是日本公司的4倍，并且如果他們能有效地分配，那麽他們很可能會比日本同行産生更多的軟件創新。
Gartner的數據進一步細分爲8個行業。差距最大的是加工和組裝制造業，美國企業在IT方面的投資分别占年收入的3.5%和4.6%，而日本企業的投資分别占年收入的0.69%和0.75%。隻有一個行業，日本私營企業的支出超過了美國企業——在銀行/保險/證券行業，日本爲5.89，美國爲5.1。日本銀行在這一領域的較高投資可能是由于日本銀行更加依賴大型機（其軟件升級成本特别高），而美國銀行則更多地遷移到了客戶機-服務器系統。
也許比IT投資規模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各行業IT投資部署的差異（正如Gartner的調查結果所表明的那樣）——IT投資類型（日本公司在定制化開發方面的投資高于生産軟件産品，并且對硬件的戰略關注比軟件更強）和IT投資的用途（日本公司更傾向于定制開發軟件來支持自身當前的業務實踐，而不是利用創新IT技術來推進企業變革和轉型所提供的新機會)。下面将進一步闡述這些差異。
我們首先通過審視軟件在國家層面上對全要素生産率(TFP)的貢獻來研究這個問題。Kazuyuki Motohashi（注：東京大學經濟學和創新管理教授）在三個選定的時間段内，對軟件對TFP的貢獻進行了這樣的分析。在美國，軟件對全要素生産率的貢獻越來越大，從1960年至1995年的3%，到1995年至2000年的6%，再到2000年至2006年的8%。在同一時期，軟件對日本TFP的貢獻幾乎不存在：-3%，-1%和1%。這兩個經濟體之間的差異與我們的解釋是一緻的，即相對于美國，日本在IT投資的部署方面存在分配不當。
其次，我們通過研究IT投資的構成來深入研究這些問題。表1比較了美國和日本按投資類型劃分的軟件投資分配。日本2000年的數據顯示了對外包的嚴重依賴（70%），這似乎與強調日本公司對外外包水平低的文獻相反。然而，日本的外包，側重于定制化開發，主要是參與日本國内公司的軟件開發過程的結果。
如表1所示，日本公司自用的内部軟件開發僅占20%。這兩種定制開發型合計占日本軟件投資的90%左右，而套裝軟件隻剩下10%。這與圖1中所引用的定制化開發軟件所占的銷售分布大緻一緻。長期軟件分析師Nobuyuki Yajima在2012年寫道，他認爲日本的數據自2000年以來并沒有太大變化，盡管他估計近年來套裝軟件的使用率接近15%；而在美國，這一比例爲29%。
美國2010年的可比數據與日本的分布形成了鮮明對比。它們顯示了在套裝軟件、外包和公司自用的内部軟件投資之間的相對平衡。在自用軟件開發的内部投資上，美國私營行業是日本的兩倍(37%對20%)。這些差異與20世紀90年代日本大型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的IT能力的削弱是一緻的，當時企業将其IT部門剝離爲子公司，或者更多地依賴于系統集成商。在某些情況下，動機是利用新的技術或市場的機會，但公司也利用這些分拆來降低勞動力成本。當時，日本的高科技公司在全球仍然具有相對的競争力，他們并不認爲自己的成功依賴于IT。因此，他們認爲減少成本的一個簡單方法是減少企業的IT工作人員。
上面提到的差異會反映在公司類型的IT員工分布中。IPA報告說，大約75%的日本IT技術員工位于IT服務行業公司（大型系統集成商及其層層分包公司，通常被定性爲"軟件工廠"）在大多數這樣的公司中，創造創新軟件産品并銷售給大量客戶的機會是非常有限的。軟件供應商的首要任務是滿足特定客戶的成本、交付和質量規範。在這種環境下，供應商幾乎沒有動力提供最新系統架構的解決方案，産品創新在總體上處于低優先級的。由頂級供應商領導的項目實際上由多層分包商執行，而總包商很少參與具體技術執行，這種情況并不罕見。
IPA還報告說，美國IT員工的分布幾乎與日本的分布相反，隻有29%的美國IT技術員工位于IT服務行業公司。即使考慮到對美國方面IT服務行業雇員的相當低估，報告中各自的分布也确實表明了軟件人才在行業位置上的巨大差異。他們還暗示，美國的軟件人員更有能力進行軟件創新。當涉及到軟件創新時，人才所處的行業位置很重要。
Yasuhide Hosokawa對日本IT投資的落後及其相關後果提供了另一種更溫和的解釋。Hosokawa是日本信息系統用戶協會(JUAS)的前執行董事，該協會是一個由1000多家日本領先企業和IT用戶組成的組織，他在政府的IT政策制定中一直是一個有影響力的聲音。他對日本IT投資的低迷表示不太擔心，理由有四：首先，他引用的數據顯示，日本軟件開發人員的單位成本大約是美國的一半。其次，他指出，日本企業應用系統的壽命很長，根據經濟産業省的數據，平均壽命爲17年。他承認，美國企業應用系統的平均壽命要短得多，但他認爲，這可能是由于美國的首席信息官（CIO）們不斷上台，試圖通過采用新的應用系統來取得職業成功，造成不必要的 IT 投入浪費。第三，他指出，在過去15年裏，日本公司通過将信息系統功能轉移到工資成本更低的子公司，大幅削減了成本。第四，他展示的數據顯示，日本IT供應商正在以比美國和其他競争對手更低的成本提供高質量和高生産率的服務，日本公司是主要受益者。
對于這組不同意見的解釋，我們能說些什麽呢？他的四個解釋揭示的是：日本企業選擇了在IT行業的運營效率（成本、效率和質量）上的競争，而不是通過創新尋求新的收入增長。這是一種傳統的日本硬件競争模式，過去許多日本制造企業都有效地采用了這種模式。這種競争模式可以在競争者趕上來前，在發展緩慢的技術領域奏效。在快速發展的技術領域，例如IT，其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在這些領域，客戶往往熱切地爲高附加值的創新買單，而企業則在戰略上展開競争。此外，與我們前面的讨論一緻，在開發企業應用系統時，強調運營效率的後果之一是嚴重依賴受過一般訓練的IT人員，而非對受過高度訓練的軟件專業人員的大量需求。
Hosokawa承認，日本企業應用系統的平均壽命爲17年，這或許是企業應用系統在運營效率上競争的局限性。這意味着，在實踐中，日本公司在17年的過程中實質性地放棄了許多IT創新，以控制IT投資成本。采用新的企業應用軟件系統相關的極端定制化開發是昂貴的，因此不會輕易進行更新和替換。在做出這樣的決策時，日本的IT決策者剝奪了他們公司及時使用新的IT技術進行創新的機會——改進企業的業務決策，爲現有的客戶提供進一步的收益，以及拓展自身的業務。如果把美國公司對新技術的快速吸收歸結爲新任首席信息官爲了提升自己的職業成功而進行不必要的IT投資，那麽這種說法肯定是誇大其詞了。簡而言之，我們看到了當前日本模式背後的基本原理，但它似乎注定要讓日本在軟件創新方面進一步落後。
在這種情況下，識别軟件初創企業在兩個經濟體中的不同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對于真正創新的軟件，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嚴重依賴軟件初創公司，這些公司吸引了最具創造力的人才。大型上市公司通常不願意忍受與開發突破性軟件技術相關的學習失敗所帶來的巨大成本。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風險資本爲這些高風險的新技術提供資金。在美國，軟件公司獲得了風險資本投資總額的很大一部分。
1989年，日本風險投資總額的0.04%流向了軟件初創企業；相比之下，當時美國的這一比例爲11%。截至2011年，美國的風險資本投資總額約爲290億美元，而相對應，日本的投資隻占這個總額的12%。此時，對計算機軟件初創公司的投資占美國風險資本資助的初創公司的24%左右，更廣泛地說，IT投資占美國所有風險資本投資的57%。對日本來說，軟件創業公司僅占風險資本創業公司9%。因此，不僅在日本用于軟件開發的風險資本投資比例要低得多，而且總風險資本投資也少得多。
考慮到軟件創業的成本相對較低，人們可能會假設軟件創業公司在所有風投資助的創業公司中的比例會占比更高。爲了檢驗這種可能性，我們使用了帝國數據銀行（Teikoku Data Bank，日本最大的信用調查機構）關于所有年度創業公司的數據，不僅僅是風險資本資助的初創公司。在2005-2011年符合入選标準的5292家公司中，隻有7%是軟件公司。因此，日本的軟件創業公司數量少得多，很可能既導緻了日本軟件創新能力的薄弱，又剝奪了日本大型科技公司潛在産品的機會。
印度外包巨頭印孚瑟斯技術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的前首席執行長在2010年估計，日本每年将近80%的IT支出用于維護和運營現有系統，而美國的這一比例不超過60%。即使考慮到一些誇張，結果是日本用于資助創新的軟件項目的IT預算遠遠少于美國公司相應IT預算。這些觀察結果适用于企業的管理信息系統(MIS)部門的應用軟件預算，以及通常屬于産品開發部門的嵌入式軟件和專家的預算。
如圖1所示，系統集成商占據了日本總定制化開發軟件開發銷售額的64%。因此，了解系統集成商與公司客戶的關系是很重要的。由于客戶在IT方面的能力較弱，這是由于他們的自身人員能力薄弱造成的，因此企業客戶通常不能很好地捕捉和表達他們自己的IT需求。此外，企業方許多人不了解自己的薄弱能力。這樣，系統集成商就很難理解和響應他們的需求，這會導緻交付和需求的不匹配。例如，客戶可能會說他們希望系統集成商幫助減少庫存。然而，這可能不是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他們可能真正關心的是試圖了解與不同庫存水平帶來的相關風險，以及如何對沖這些風險。
客戶的IT部門在澄清客戶需求方面可能幫助不大，因爲他們主要負責爲IT系統提供資金，對其他部門的真正的業務活動知之甚少。然而，系統集成商必須經常根據客戶的意見來采取行動，而不是與他們對抗，因爲"客戶爲王"的心态彌漫在日本的組織文化中。由于企業客戶通常不了解自身的能力欠缺，他們可能需要特定的業務解決方案，但又不知道實施這些解決方案的全部後果。另一方面，系統集成商順從客戶的要求去做，而不用拿其他的創新和變革的方案來挑戰客戶，系統集成商才可以據此賺錢。與此同時，高層管理人員在某種程度上也理解他們在IT人才方面能力不足，這也使得他們在面對新的戰略IT機會時往往會厭惡風險。
大公司對其系統集成商的高度依賴，以及許多公司對IT缺乏戰略重要性認識，可以從日本大型公司擁有全職的首席信息官(CIO)的低比例中看出。三菱研究所的軟件專家估計，2008年隻有30-40%的日本大公司有全職首席信息官。2008年，年營收超過5億美元的美國公司中很少沒有全職首席信息官的。日本信息系統用戶協會(Japan Users 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超過50%的日本大公司有首席信息官，但他們花在IT工作上的時間隻有10%多一點。
當然，僅僅讓CIO全職從事IT工作，并不能保證他們爲公司發揮戰略性作用。然而，CIO角色的缺失表明，大型日本公司在這方面的努力要少得多，CIO 工作本身被認爲是非戰略性的。這種情況反映了日本公司高層管理人員長期以來将IT視爲成本中心，而不是戰略活動，能夠促進公司的發展。最重要的是，這是日本相對于美國軟件創新薄弱的根本原因。IT人力資源供應的任何差異，都是軟件專業人員的制度化分配不當。如前所述，絕大多數日本軟件專業人員關注的是定制化開發及其需求的迫切性，而不是創建面向橫向市場中衆多企業客戶的産品和服務。
缺乏産品導向的IT戰略的另一個衡量标準是，相對于敏捷（叠代）軟件開發在美國公司的廣泛使用，日本公司對敏捷（叠代）軟件開發的推進相對緩慢。敏捷開發特别有價值，因爲它能夠通過持續的客戶/用戶協作和反饋來滿足動态的客戶需求。上面提到的公司缺乏IT能力阻礙了他們采用敏捷開發方法。當公司越來越多地推動系統集成商來采用敏捷時，系統集成商通常不願意，因爲他們的大公司客戶缺乏相應的IT能力。
日本企業在創建和使用最先進的企業級軟件、以創建靈活的企業來快速應對戰略性機會方面也一直行動遲緩。我們從他們對企業資源計劃（ERP）緩慢而有限的應用中看到了這一點。即使實施 ERP，日本公司往往隻選擇少數模塊，典型的是人事管理和/或财務會計模塊。他們還傾向于隻實現局部業務優化，而不是企業範圍的優化。因此，他們 ERP 實施的結果往往隻是子系統的優化，面向企業的局部體系。
由于企業軟件系統集成了整個組織的内部和外部信息管理，原則上，它們不僅使公司管理更有效，而且更有戰略意義。過去的調查顯示，美國公司更有可能将IT投資用于戰略收益，例如，赢得新客戶、增加銷售、更快地獲取市場信息。相比之下，日本公司更關注于獲取運營收益。2013年，日本電子和信息技術産業協會（JEITA）與美國咨詢公司IDC的日本子公司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他們對216家美國和196家日本跨國公司的公司負責人和高級管理人員（不包括IT經理）進行了網絡調查。在被問及對IT投資的期望時，日本企業的首選是利用IT來提高運營效率/降低成本（48%），其次是利用IT來加強産品和服務的開發（22%）。美國公司的首選是利用IT來加強産品和服務的開發(41%)，其次是利用IT來變革業務模式(29%)。業務模式變革在日本企業的選擇中排名第七，隻有13%的企業選擇變革。與這些結果一緻的是，75%的美國公司認爲IT投資非常重要，另外20%的公司認爲IT投資重要，隻有2%的公司回答"講不清楚"。相比之下，日本的回答分别爲16%、53%和24%。從這些選擇中可以看出，日本公司不太可能将IT投資視爲戰略性投資，這隻能減少他們對高級軟件人才的需求。
路徑依賴和硬件中心性
什麽能解釋日本企業、政府和教育領導人對軟件的重要性認識的滞後？在這裏，我們加上一塊拼圖：制造業以硬件爲中心的成功曆史，以及它對企業如何處理嵌入式軟件的影響。
我們借鑒了Arthur Stinchcombe（注：美國社會學家、組織理論家）的開創性貢獻。他指出，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建立的組織，必須利用可用的社會資源來構建其社會體系。當然，這包括人力資本，這被認爲是使組織成長和生存所必需的。他的特别見解是，一個特定類型的組織一旦建立起來，往往會保留它在成立時所具有的許多基本特征。關鍵的組織特征被打上烙印，以緻于推動績效的激勵措施和最初被招募的人的特質通常是持續的。
Stinchcombe強調理解這些基本特征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持續存在的重要性——研究人員提出了組織性和技術性學習的路徑依賴。一個公司以前的組織慣例、規範和企業文化（它的曆史）往往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重現，從而約束它未來的行爲。這部分是因爲學習成長的機會和動力往往與以前的能力接近。一家公司越多地使用一項技術，它就越擅長這項技術，其人力和物質資本的累計沉沒成本也就越高。如果一家公司長期使用某項技術，那麽不斷增長的回報可能會鞏固其對該技術的執着。
人們可以将這種理解應用于日本老牌電子和其他高科技公司以硬件爲中心的起源和對技術的持續承諾。他們的成功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加強了這些能力。以電子公司爲例，電子工程師在這些公司的創立過程中占主導地位。随着這些公司演進爲IT公司，這種職業特長在管理層中占主導地位。這段曆史繼續限制着他們向軟件的過渡，這似乎是合理的。
如上所述，熟練的人力資本仍然是軟件創新的最關鍵因素。這種熟練人力資本的數量、質量和部署是決定性的。索尼一直是日本典型的以硬件爲中心的公司之一。随身聽是索尼技術能力的縮影，這是電子工程的一次勝利。從那以後，索尼創新的主要部分是讓産品更小、更薄、更輕——主要是通過創造性的硬件設計實現的。然而，他們在開發創新的應用軟件方面一直很薄弱。索尼前總裁霍華德•斯金格(Howard Stringer)在2006年的一次采訪中揭示了這種弱點的主要來源。下面這段話專門談到了人力資本配置的問題。
"一開始，我們沒有讓軟件工程師參與産品開發。硬件工程師會開始開發産品，然後軟件工程師會參與進來。這是因爲在一個終身工作的公司裏，年長的人在頂層，年輕的軟件工程師在底層，往上擠。所以有一種代溝。"
Stringer從日本的年齡和資曆晉升制度解釋了軟件工程師進入産品開發過程較晚的原因。然而，這并不僅僅是因爲年長的硬件工程師擁有更高的資曆。通過對Stinchcombe分析的進一步探索，我們可以對這些其他因素有所了解。這些管理人員現在處于高層領導階層，他們在硬件能力成爲他們個人和公司成功的關鍵因素的時候，晉升到了他們的位置。在這種情況下，高層人士傾向于将成功與硬件創新聯系在一起，不自覺地低估了軟件和服務導向所能做出的日益增長的貢獻。
長期以來的研究表明，管理者最願意提拔與自己最相似的人。管理者認爲與自己相似的人更容易溝通、理解和信任。勞倫·裏維拉(Lauren Rivera，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教授)在最近一項關于專業服務公司招聘的研究中發現，評估者将自己的經曆作爲擇優标準。因爲評估者有相當成功的職業生涯，他們認爲有類似工作經曆的候選人也有更高的職業成功可能性。因此，如果硬件工程師占據了高層管理職位，他們很可能會覺得提拔硬件工程師是最舒服的。他們知道硬件工程師在做什麽，并能插得上手，但軟件工程師生産的是難以理解的無形産品。這些因素延緩了向軟件時代不可避免的過渡。
領導層對當前現實認識的滞後并不是日本獨有的，但可能更爲普遍，因爲服務體系的年齡和長度的優勢，推遲了具有新能力的年輕員工的晉升，公司過去在硬件制造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硬件制造與日本企業管理的意識形态建立了強烈聯系。随着老一輩領導的離去，變化正在發生。然而，日本企業變化的速度是否能跟上全球競争的步伐是值得懷疑的。
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日本IT公司面臨着制造能力的空心化，失去了關鍵的全球市場，并受到模塊化生産和亞洲競争對手的挑戰。正是在這種充滿挑戰和不确定的環境中，日本傳統的"工匠精神"（monozukuri）概念被提起。Barry Staw（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教授）和他的同事在他們的經典研究中得出結論，當個人或組織受到威脅時，他們往往會變得不那麽适應。他們不去創新，而是傾向于僵化自己的思維和行動，并回歸到之前已知的行爲。
工匠精神在日本是一個常用的術語，用來表示日本工人在制造東西時的獨特精神。日本評論家經常把日本稱爲"工匠精神之國"。這個詞被複興，被傳播，并逐漸成爲戰後日本制造業核心能力的特征。它指的是日本在制造高質量、不斷改進、追求完美的精密五金産品方面的特殊能力和做法。工匠精神被拔高到管理教條和國家戰略。
1999年，日本頒布了《工匠精神核心技術複興基本法》。在法案中，工匠精神核心技術被定義爲與工業産品的設計、制造或維修相關的技術，并由内閣命令進一步指定爲支持制造業發展的通用技術。首先，支持的目标領域包括提高熟練制造業工人的供應和質量，"他們是工匠精神核心技術的主要支持者。"新法案還針對研發、促進産業集聚、初創企業、中小企業的發展，以及促進對工匠精神的學習。由于新法律的出台，各個政府機構開始發起與工匠精神相關的活動，以尋求恢複企業健康和日本的繁榮。公司自己也開始用這個詞來指導他們的一些措施。每年都有一份工匠精神白皮書(翻譯爲"制造業白皮書")，專門報告行業現狀、挑戰以及企業和政府的應對措施。最重要的是，正如制造業經理們所提倡和理解的那樣，工匠精神就是要維持和建立日本的硬件能力。關于工匠精神的讨論很少涉及軟件。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軟件通常被簡單地視爲硬件能力的推動者、助手和控制器，而不是客戶價值的驅動力。即使承認其創造價值的潛力，如日本經濟産業省2013年發布的307頁《2012年工匠精神白皮書》，也隻有4頁是關于軟件的(第95-98頁)。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情況在2013年依然存在。
與此相關的是前面提到的大型老牌日本公司通過創建新部門和分拆進入新領域的趨勢。他們傾向于爲新部門和分拆公司配備母公司的員工，這些員工可能會延續現有的工作慣例和管理做法。這限制了這些新進入者的創新能力。此外，由于它們的主導性購買力，老牌公司和它們選擇的進入領域往往會扼殺真正的初創企業的機會。以銷售額來衡量，50多年來，日本頂級電子産品制造商中沒有出現過新的競争者。
在美國，老牌電子公司更多的是消失，被新公司所取代。這些新公司可能在舊技術和相關的工作慣例和管理實踐中，沒有商業或情感利益。在2010年美國最大的21家電子制造公司中，有8家在1970年還不存在，6家在10年前規模太小，都無法跻身《财富》500強。
在所有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大型日本電子公司及其支持的新賽道更有可能将其組織文化延續到新的領域，而較緩采用時興的實踐和慣例。與這一總體模式相一緻，他們在認識和适應前沿軟件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和好處方面進展緩慢，也就不足爲奇了。相比之下，在美國，軟件很重要的新概念傳播者往往是獨立的初創企業。這些新公司體現了最先進的實踐、規範和慣例，他們的商業成功突出了他們的産品和管理實踐的力量，推動現有公司采用他們的IT創新。
吉祥寺北町（Mitsuhiro Fukuzawa，成蹊大學管理學教授）追溯了理光公司(Ricoh Co., Ltd)從1987年推出首款以複印硬件爲中心的數字多功能打印機開始的漫長而痛苦的曆程，當時軟件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爲微不足道。在經曆了六代産品架構，産生了150種新型号之後，他們終于在2001年生産出了一款複雜的數字多功能打印機（MFP）。它是第一個擁有軟件項目負責人，軟件設計主導産品架構(其GW架構)，産品設計基于硬件和軟件工程師之間、以及複印和其他功能部門之間的強大協作關系的産品。調整硬件能力以産生令人滿意的數字化MFP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出現，我們可以說這個學習過程至少花了8年時間。
該産品于2001年生産，使用GW軟件架構，在日本取得了商業成功。事實上，自2001年以來，包括理光主要産品（如中檔MFP）在内的許多數字MFP産品都成功地使用了GW平台。在開發高性能數字MFP解決方案方面，理光的日本競争對手，如佳能，并不比理光更快或更成功。如果不是這樣，理光将在這些産品上遭受重大的市場損失。然而，從外部的角度很難看到，作爲一個及時的解決方案，一個大型複雜的制造公司從1994年起，花了8年的時間認識到軟件設計已經成爲整個産品架構的決定性事實，并采取行動。本文無法述及理光将所有需要的組織體系和職能整合在一起解決問題所花費的時間長度以及它的複雜意義。
爲什麽花了這麽長時間？把我們分析的所有線索綜合在一起，一個合理的情景看起來是這樣的：在理光、佳能和東芝等從事複印機/打印機業務的日本公司，決策和地位的等級制度一直是機械或化學工程師在頂層，然後是電子工程師，軟件工程師在底層。盡管如此，在廣泛的制造業中，軟件工程師越來越多地構成嵌入式軟件産品的大部分軟件開發成本。在2010年日本經濟産業省（METI）對嵌入式産品的年度調查中，軟件開發成本占總項目開發成本的61%，硬件開發成本占24%。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軟件工程師構成了産品開發員工的大多數，激烈的政治動态也在發揮作用，維持現狀的權力等級，使軟件工程師遠離主要的決策角色。因此，以硬件爲中心的設計往往會延續下去，而軟件的角色通常被視爲硬件功能的助手和控制器。
直到市場令人信服地證明這些解決方案不再有效，人們的心态才會改變，軟件工程師的政治權力才會開始上升。理光漫長的學習過程的一個原因是，沒有大量擁有最新軟件技能的計算機科學及相關領域的新畢業生進入願意利用他們才能的公司。與美國相比，日本相對較少的是年輕一代在不因循守舊情況下創辦公司。初創公司更容易将軟件集成到新産品開發中，他們可以作爲那些現有公司的榜樣。
如果一家公司經常在産品開發過程的後期引進軟件人員，它會導緻一種自證的預言，即軟件沒有太多貢獻——它基本上隻是一組實現以硬件爲中心的産品設計的工具。在日本最近的一項複雜汽車産品的研究中，需要機械、電子和軟件工程師的協調，Fujimoto和Park發現日本嵌入式軟件工程師的地位和權力都很低。當嵌入式軟件工程師被要求執行他們的任務時，産品開發過程往往落後于計劃，軟件工程師在完成任務的巨大壓力下。在這種環境下，軟件工程師不太可能完全理解并利用硬件設計的優勢來做出創新的貢獻。總之，硬件優先的代價是犧牲了軟件創新的優化。
外界經常評論日本嵌入式軟件的高質量，認爲嵌入式軟件是日本制造企業創新能力較強的一種軟件。在這裏，他們混淆了質量和創新。日本制造企業确實在硬件和軟件方面都優先考慮産品質量。他們将嚴格的硬件質量方法應用到軟件質量中。這導緻他們專注于消除軟件錯誤，甚至在非關鍵任務系統中。然而，這些做法可能并不總是适合于軟件，而且在任何情況下，它們與激勵創新幾乎沒有關系，甚至可能會幹擾創新。它們也會減緩市場進入的速度。爲了使得嵌入式軟件工程師能夠開發創新解決方案，要求他們盡早參與産品開發過程，能夠與硬件工程師充分平等地合作，并且他們能夠獲得所需的資源和時間來發揮他們的能力。Stringer、Fukuzawa、Fujimoto和Park所描述的問題也反映在許多其他的日本高科技公司。
在我們的現場研究中，進一步的例子展示了軟件人員的部署如何與權力和控制的位置相關。三星的一位經理講述了公司開發一款熱門産品的後果。在該産品發布幾年後，人們發現從事該産品開發的硬件工程師的晉升速度比從事該産品開發的軟件工程師快。一項爲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的内部研究很快展開，結果顯示，那些做出晉升決定的高層管理人員是硬件人員。軟件工程師的貢獻對他們來說，不像硬件工程師的貢獻那樣明顯，因此軟件工程師的晉升速度較慢。
簡而言之，組織的曆史、文化和權力決定了績效指标的應用方式，而局中人往往意識不到這些指标所表現出的偏見。三星高層的行動表明了他們的優先級。他們首先表現出領導能力，注意到自己意識到了這種情況，其次把它定義爲一個問題，第三是試圖理解爲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第四是制定對策。日本公司可以從三星的高管的這種積極努力中受益，以克服在軟件/服務轉型中出現的慣性組織力量。
結論
總之，我們發現有相當多的證據支持這一論點：既沒有足夠多的日本産品專注于軟件，也沒有足夠多的軟件專業人員專注于産品。這兩種情況都導緻對優秀軟件架構師/設計師的需求不足。最終的結果是軟件創新不足。最後，我們還看到，主要由初創企業組成的獨立軟件行業，并沒有像在美國那樣，在日本經濟中發揮轉型性作用。
當我們回顧日本軟件産業是如何發展到現在的狀态時，識别特定的拐點是很有價值的，在這些時間和地點，一組不同的經理人、政府、或者大學管理者的決定，可能會爲行業帶來更積極的軌迹。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很可能會從這樣的分析中受益。
以下是一些具有啓發性的情景，我們認爲決策者本可以将日本軟件行業置于一條更積極的道路上。對于日本的決策者來說，其中一些可能比其他的更爲現實。然而，即使是那些不太可能的政策選擇，比如強調具有強大的英語語言技能，對于尋求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IT産業的其他國家的決策者來說，也可能是更現實的政策選擇。
1、日本軟件業在IT服務業的"軟件工廠"裏，爲那些具備普通軟件技能的人創造了大量的軟件"藍領"工作，這是阻礙軟件創新的一個巨大因素。如前所述，這個軟件工廠環境中的驅動力是交付時間、質量和成本目标，這些都是由流程、工具和模塊重用的标準化所實現的。這一結果雖然有重要的好處，但卻是由于公司未能正确認識到軟件行業和制造業的區别。日本公司是否能夠更早地認識到這種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它對開發軟件創新潛力所施加的限制？目前占主導地位的軟件工廠模式反映了兩個因素的累積影響：第一是過度外包，第二是過度定制化開發。
除了德國之外，大多數尋求建立可行的軟件産業的國家今天都沒有像日本那樣先進的制造業，因此模仿硬件成功實踐和定制化開發軟件的壓力更小。然而，衡量外包多少算适合的程度仍然存在挑戰。我們可以在20世紀90年代初确定一個可能的拐點，該拐點可能形成了日本大公司向國内外包和IT能力萎縮的強勁趨勢。如上所述，在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大型制造業和服務業公司的IT能力有所縮減。大公司将其IT部門拆分爲子公司，并開始更多地依賴這些子公司和其他系統集成商及其分包商。這些舉措的共同動機是降低勞動力成本。
企業如果不是對降低整體成本的強大壓力做出回應，而是認識到IT價值創造的潛力，那麽IT就會演變爲現代企業的核心能力之一。如果大型日本公司決定保留更多的内部能力，這些公司将更有能力識别新的 IT機會，開發更緊密地滿足内部和外部客戶需求的内部軟件，這似乎是合理的。即使在今天，日本IT行業也普遍認爲，大部分日本高層管理人員仍然不了解IT的價值創造潛力及其競争優勢。有了更強的内部IT能力，公司将有更強的内部聲音來知會、教育和遊說IT政策的高層管理人員。
2、日本也将受益于精英教育機構中軟件轉型能力相關課程的建立，高級管理人員是從這些精英教育機構中選拔出來的。至少，當工程學院不再被要求在頭兩年教授文科課程時，這些學院可以而且應該選擇建立強有力的必修課程，以應對新興的全球科學和技術趨勢。這肯定會提高年輕技術人員對IT革命的重要性和廣泛性的理解。在當前的全球環境中，所有的事情都是平等的，擁有強大内部IT能力的公司應該對整個經濟有更好的結果。因此，對于那些尋求IT行業發展的政策制定者來說，這裏的教訓是教育所有領域的頂級機構領導者關于IT的價值創造能力的重要性。即使他們不打算開發自己的軟件，公司也需要有能力來監控和評估快速發展的全球IT環境。類似地，所有部門的高管都需要具備與IT專家進行理性交互的能力，以做出戰略性的IT采購和部署決策。
3、我們已經寫了日本獨立軟件行業的弱點，特别是軟件初創公司的腼腆特質。這也是日本初創公司行業整體疲軟的一部分。在過去的15年裏，日本政府一直在通過各種措施來刺激企業家精神。這些措施包括爲新企業提供更好的稅收待遇，在創建新公司時減少開辦費用和官僚程序，爲初創企業提供知識，建立區域集群，以及提高大學創新向私營行業轉移的便利性等，這些措施單獨或綜合起來都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相比之下，在識别和消除體制性障礙方面幾乎沒有作出努力。與此相關的是已經充分讨論過的日本大型老牌公司通過創建新部門和分拆進入新領域的做法。即便不是控制的話，他們傾向于對新的部門和分支機構進行明确顯著的指導，他們會爲這些部門和分支機構配備母公司的員工，這些員工可能會延續母公司現有的工作慣例和管理做法。這往往會限制他們的創新能力；最重要的是，企業分拆不太可能對現有母公司構成挑戰。
與此相關的還有母公司與其供應商之間建立的"經連會（keiretsu）"縱向整合關系。日本和美國的學者都寫了大量關于這些關系的文章，這些關系體現了所謂的"關系契約"。這些關系包括與産品和服務供應商的長期市場交換關系，并以相互信任、企業間學習和互惠爲基礎。如果一家新創企業提出了一種創新的解決方案（産品或服務），并試圖把它推銷給一家老牌企業，那麽這家老牌企業很可能會轉向自己現有的供應商，鼓勵甚至支持他們找到一種可比較的解決方案。他們将等待自己老關系公司的解決方案出現，而不是簡單地轉向那家新創企業。這些實踐在企業軟件市場中尤爲普遍。
與新創企業合作通常是一項高風險的業務。他們的管理是未經檢驗的，他們可能無法提供可靠的交付，更不用說能夠交付他們的承諾。它們尚未被視爲合規玩家。在這種環境下，企業客戶往往不願意對一個可能的新合作夥伴進行盡職調查。與此相關的問題是，考慮到日本國内并購市場的疲軟，投資者缺乏退出機會。最後，還有其他制度性障礙存在于日本錯綜複雜的國家和地方政府法規中，這些法規的作用是阻止新進入者。
在過去，日本公司對于使用分拆公司的固步自封策略似乎效果很好。然而，當面對快速發展的非連續性技術行業(如IT行業，對其他衆多行業的創新都有影響)的先行者帶來的強大挑戰時，它的競争力似乎要小得多。上述現有的制度實踐，阻礙了風險資本支持的初創公司産品和服務市場的發展。
哪些管理決策可以爲初創公司，尤其是軟件初創公司創造更好的機會？通過依賴分拆公司和支持現有合作夥伴，日本管理層表現出強烈的風險厭惡情緒。他們不願意通過與初創企業合作來承擔更大的風險，承諾更激進的創新，以獲得更大的回報。事實上，有一長串日本科技創業公司發現，爲了取得商業上的成功，有必要走出國門。對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來說，這是一個多重教訓。政府決策者可以努力教育企業管理層，讓采購經理有更多的餘地和激勵措施從初創公司購買産品。政府可以作爲榜樣，改變采購政策，給創業公司更好的競争機會。獨立軟件公司長期以來一直呼籲日本政府這樣做。美國有這樣的政策，最近新西蘭也在效仿，所以這是一個現實的選擇。通過采取這些措施，政策制定者可以刺激更多的軟件創業公司，創造一個更有活力的軟件産業。總之，政策制定者在考慮如何促進創業時，不應該隻關注刺激供給，還應該考慮企業和政府的政策如何通過減少需求方面的障礙，來刺激初創公司增長。
4、正如印度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即使是一個在定制開發軟件方面擁有強大基礎的軟件行業，也可以利用其技術社區的英語技能來發展其海外軟件業務。日本領導人本可以通過對IT工程師制定嚴格的英語語言技能要求，使日本走上一條更積極的IT發展軌道。這将大大擴大有能力的日本IT專家的範圍，使他們能夠輕松地接觸到最新的全球IT發展，從而增加了解其重要性的IT專業人員的數量。正如前面所讨論的，這也将通過使日本IT服務更加面向全球本地化來打開出口市場。
也許更重要的是，日本IT專業人員更強的英語能力将使收購外國軟件公司和人員成爲一個更可行的選擇。這樣的收購本來可以用來爲企業應用軟件和嵌入式軟件注入新的軟件知識和功能。應用于嵌入式軟件，這樣的收購可能會放松硬件工程師的主導地位，甚至挑戰對定制開發軟件的依賴。
令人驚訝的是，近年來，三星的高管們與日本同行的起點大緻相同，他們支持軟件收購，并在國内外聘用會說英語的外籍人士，以挑戰他們現有的硬件文化，并幫助領導他們提升軟件能力。在韓國，家長和政府都大力支持英語語言技能的發展，這無疑增強了他們這樣做的意願，以及其中一些努力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日本通常是英語能力得分最低的亞洲國家之一。韓國的例子提醒我們，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選擇培養強大的英語能力，不僅是針對那些立志從事IT專業工作的人，而是針對廣大民衆。讓社會的年輕人在英語語言技能中成長(從小就定期訪問英語互聯網)，這對發展IT行業的潛在好處不可低估。
總而言之，通過分析日本軟件産業的錯誤之處，可以爲尋求建立強大IT産業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多種可供選擇的政策方向。這裏讨論的這些隻是這種努力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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