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文學」,最近的熱門話題。
不久前,一篇文章聊起「孔乙己文學」:
「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爲讀過書,而是放不下讀書人的架子,不願意靠勞動改變自身的處境。」
乍一聽,好像正常。
但細想之下,隻覺得不對勁。
原本是年輕人的自嘲,一下子變成了「爹味說教」。
它将生活困境的源頭,歸結于年輕人放不下身段。
在不少人看來,文章看似是同情,其實就是在居高臨下的勸誡。
也就不怪年輕人,從自嘲變成憤怒。
從最初的玩梗,變成爹味十足的說教,圍繞「孔乙己文學」的争論已然變了味。
不僅沒能成功打雞血,反倒引來大家「何不食肉糜」的怒怼。
魚叔看了不少發言,發現大家似乎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
教育。
孔乙己的遭遇跟他受過教育的身份完全分割不開。
而他之所以能爲當代年輕人所共情,就是因爲年輕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
并且在以孔乙己自嘲的風氣背後,折射的還有當下盛行的年輕人功利焦慮心态。
到底爲什麽接受教育?
接受教育的目的又是什麽?
爲什麽受到教育卻實現不了人生目标?
這些疑問都重重壓在了年輕人心頭。
趁這個機會,魚叔想用一部「禁片」來跟大家聊聊這個話題。
時隔72年,片中話題的尖銳和超越時代的預言性,如今再看依然無比震撼——
《武訓傳》
在中國影史上,《武訓傳》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1951年上映,片長超過3小時。
上映之初,好評如潮,但很快便遭到了全國範圍的猛烈批判。
一篇文章痛批,影片在「宣傳封建文化」。
說白了,就是罵電影三觀不正。
于是,《武訓傳》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被封禁的電影。
連同電影主創人員,都受到了不少牽連。
尤其是飾演武訓的趙丹,之後長達5年無戲可怕。
這一禁,就是六十多年。
直到2012年,才毫無征兆地悄然解禁。
就連正版DVD的封套上還含蓄地寫着一句「供研究使用」。
左上角标注「供研究使用」
直到解禁,我們才有了以當代眼光重新審視這部電影的機會。
《武訓傳》的故事發生在清朝道光年間。
武訓本無名,因家中排行老七,便被叫作武七。
七歲喪父,家中窮困,從小跟着母親以乞讨爲生。
路過學堂,武七被傳來的讀書聲吸引。
他問母親爲什麽要讀書,母親告訴他:
「隻有念書才能過上好日子」
自此,武七心裏萌生了要念書的念頭。
他辛苦乞讨,攢下一吊錢,找到學堂老師,興高采烈地說着自己想念書。
沒曾想,換來的卻是人們的譏諷。
「要飯的居然也想念書?」
學堂老師的一聲「滾」,直接吓得武七摔了一個踉跄。
在當時,讀書還是少部分人的特權。
這次遭受的羞辱,打碎了武七念書的夢想。
讓他意識到,自己和學堂之間隔着一層無法逾越的階級高牆。
他隻好繼續過他的窮困日子。
長大後,開始去官僚家做長工。
任勞任怨,一做就是十多年。
武七是個老實人。
天真淳樸的他,發現不了人心的險惡。
在他眼裏,老爺是不會騙人的。
爲了給張大娘治病,他去找打工的老爺預支工錢。
可沒料,這位老爺卻耍起了心思。
他欺負武七不識字,就把賬目随手一改。
從原來的三年分文沒領,變成了早就領完。
看着啞口無言的武七,老爺背地裏還嘲諷:
「給完了工錢,還上哪兒找這麽一個傻瓜。」
武七深覺自己吃了不識字的虧,想要争辯。
未果,還被綁起來毒打一頓。
這一打,讓他深受刺激,病倒躺了三天三夜。
睡夢間,他看到了一個滿是窮人的地獄。
揮鞭的判官,就是老爺的模樣,嘴裏還喊着:
「不識字的窮鬼活該下地獄」
夢醒後,武七頓悟:
他要辦義學。
隻有教育才能改變窮人的命運。
他要靠自己的力量,讓所有窮人家的孩子讀得起書。
一個乞丐辦義學。
這個願望,猶如天方夜譚。
在旁人看來,武七瘋了。
但武七毫不在意。
他當即剪了頭發賣錢,換來了辦義學的第一筆錢。
爲了籌錢,武七選擇了最艱難的一條路。
他四處乞讨,吃苦賣藝。
像吃石頭、挨人揍、被小孩當馬騎、跟牛對頂等等。
隻要給錢,他什麽都願意做。
就像他嘴裏經常念叨的那樣:
「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飯随自己;
别看我讨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攢來的錢,武七一分錢也不花,全都攢着。
從黑發變青絲,花了整整30年,才終于換來義學建成的那一天。
沒有老師,他一個個跪着去求。
沒有學生,他也一個個挨着去勸。
爲了讓孩子不貪玩,他跪着求他們好好學習。
武七用他的一次次下跪,換來了世人的尊重。
最終還得到朝廷的賞識,賜名「訓」。
賞賜黃馬褂,還修了「樂善好施」的牌坊。
到後來,他成了中國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載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稱爲「千古奇丐」。
但是,《武訓傳》的争議也同樣來自武訓本身。
爲什麽一定要去乞讨?
爲什麽不去打工賺錢?
這樣的質疑直到今天還依然存在。
不少人都表示對武訓攢錢的過程和行徑表示不解。
再聯系上當時封建社會的背景,就很容易讓人聯想電影是在宣揚靠要飯就能揚名立萬的思想。
這樣的解讀,自然爲後來的觀衆所不齒。
隻可惜,受限于時代,《武訓傳》很快就淹沒在一片讨伐聲之中。
相較于它在電影藝術表達層面上的創新,它的「禁片」印記成了最惹眼的标簽。
《武訓傳》的導演兼編劇,孫瑜。
早在1944年,他就有了拍攝的念頭。
但因爲動蕩的時局導緻資金中斷,拍攝半途而廢。
直到1950年下半年,才在昆侖影業的幫助下完成制作。
近7年的拍攝時間,剛好經曆了一次巨大的時代巨變。
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電影還經曆了三次複雜的修改。
第一次修改,發生在1949年10月。
一方面,是主基調的大變,由原來的正劇修改爲悲劇。
另一方面,是增加電影中武裝反叛者周大的戲份。
他在電影中從一個車夫,轉變成了一個充滿信念的農民軍。
第二次修改則是加戲。
在原先的故事裏,開頭結尾都是由一個老人家向後輩講述武訓的故事。
修改後,則變成了一位女教師向學生講述武訓的故事,并加以評價。
對于一部電影來說,外部原因導緻的删改無異于洪水猛獸。
但意外的是,這兩次大刀闊斧的改動,卻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武訓傳》的表達内核。
不再是原本單一的歌頌武訓。
而是變成了對武訓本人及當時社會的審視與批判。
就比如加戲的周大。
他與武訓有着截然不同的兩種觀點。
武訓堅定以「教育」改變社會,周大則是主張用「鬥争」改變社會。
但最終的結果卻是,二人都在當時強大的封建勢力前敗下陣來。
而後,增加的新中國女教師的戲份,則爲整部電影做了極其精準的總結。
單靠文或武,都無法改變整個社會,隻有二者的結合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第三次修改,則來自于商業目的。
由于電影片長超過三小時,昆侖公司要求導演孫瑜将它拍成上下兩部。
盡管孫瑜爲此表示不滿,但未能如願。
這才有了1951年分爲上下兩集公映的《武訓傳》。
盡管籌拍之路坎坷不斷,但卻沒能影響電影本身的藝術價值。
在故事層面,武訓本身的經曆就足夠傳奇。
窮人出身,目不識丁,靠乞讨籌辦義學,心中懷揣讓所有窮人孩子讀得起書的遠大志向。
在視覺層面,有着許多在當時看來無比驚豔的視覺效果。
而這份功勞,主要歸于導演孫瑜。
他被稱爲「聯華新派」的主将,有着銀幕詩人的稱号。
年輕時曾在紐約攝影學院系統學習電影攝像方面的知識,因而在《武訓傳》中做了不少電影語言上的創新。
比如用簡潔明了的特寫,快速交代角色人生。
開頭介紹武訓時,用幾雙腳的疊化來表現武訓的年齡增長。
再比如用鏡頭語言渲染人物情緒。
片中有一場自殺戲。
先是特寫拍攝角色的滿臉淚痕。
再搖動鏡頭,最終畫面定格在一根落滿灰塵的繩子上。
随後逐漸拉近鏡頭,配合強光給繩子特寫。
無需多言,就表現出了角色内心的悲傷和絕望。
而最具先鋒的畫面,則是武訓夢見地獄天堂的景象。
宏大,魔幻,在當時看來,震撼無比。
當然,幾十年後再看,電影畫面的确顯得有些粗糙。
但蘊含在電影中的哲思,依然在今天振聾發聩。
陶行知曾這麽評價武訓:
「他爲興學而生,爲興學而死。」
武訓雖然隻是個沒有文化的乞丐,但他很早就意識到讀書才是改變命運的唯一方式。
之後又在别人的提點下意識到,念好了書就可以做官,也能幫助更多的窮人。
武訓辦義學的初衷,恰恰體現出了教育的兩面性。
一面,是功利性。
讀書的目的爲了當官,實現階級跨越,擺脫貧窮的生活。
另一面,是理想性。
希望通過讀書來增進自己的知識見聞,利用讀書所學,來實現衆生平等的願景。
在武訓眼裏,這兩者似乎可以完美結合在一起。
但對于很多人來說,功利讀書恰恰是最主要的選擇。
「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如真谛一般一代傳至一代。
勤學苦讀,個人奮鬥,大多是爲了自己的未來。
我們不能否認讀書功利論的存在。
但同時,也不應該将讀書的目的僅限于功利。
唯功利主義的讀書,隻會導緻一個結果,那就是人們不再真正地做學問,也不再真正地利用所學知識反饋社會、服務民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某高校的搶話筒事件。
一位老師在講台上,大肆宣揚功利性内容。
結果被學生奪走了話筒。
他說,學生們讀書就是爲了錢,不要談什麽理想抱負。
因爲金錢就是力量,有錢就有一切。
進而上升到改良基因論。
說,我們成績好的人最好要找外國人結婚生子。
因爲這樣可以讓我們雜交出更好的精英。
這種通過功利性鼓勵學生讀書的同時,也在無形中營造了以學曆爲區分的階級感。
久而久之,學曆的高低,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
翻看今天的招聘網站,就能發現,學曆早已嚴重内卷。
曾經一度連過去瞧不上的保安、街道辦等工作,都開始要求碩士、博士甚至更高的學曆。
在同爲趙丹主演的《李時珍》一片中,也有相似的情節。
李時珍所處的時代,「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每個讀書人的終極目标,都是考取功名。
隻知道死背科舉考試需要的四書五經,卻對真正有用于民的知識嗤之以鼻,視之爲雜學。
甚至于,醫學、草藥學、工程學等在當時都不被視爲真正的學問。
李時珍極其厭惡這般風氣。
他一心想重編《本草》,惠及百姓。
但也正因爲懷揣這般與世俗傳統相悖的觀念,李時珍成爲了當時統治者眼中的「旁門左道」。
李時珍所遭遇的困境,完全是因爲時代因素所造成的。
不願屈就于盛行的功利之風,反而隻願執着于自己渴求的濟世救民。
倘若從世俗的角度看,李時珍無疑是失敗的。
但若從曆史的角度看,他無疑流芳百世,名傳千古。
孫伏園曾問魯迅,他最喜歡自己的哪篇小說,魯迅回答說是《孔乙己》。
随後,魯迅給出了自己的理由:
「《孔乙己》作者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寫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
在魯迅看來,孔乙己苦難的根源完全來自于所處社會的涼薄。
并非他不願脫下長衫,而是脫下了長衫也沒有出路。
就像有網友評論的那樣:
脫下了長衫,才發現自己是駱駝祥子。
在那樣的社會中,拼命勞動的祥子,至死也沒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年輕人拿孔乙己自嘲,終究是因爲自己的進退兩難。
「長衫」不是心頭的枷鎖,而是在意識到「丁舉人」的生活與自己無關後,僅存的體面。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深陷于這樣的困境,出不去。
而且太多功利思想的灌輸,已逐漸讓教育失去了初衷,使得年輕人更容易變得茫然無措。
羅翔曾在《緻法學新人的第一封信:關于讀書》一書中這麽寫道:
「功利性讀書讓你隻想成功,無法接受失敗。但我始終認爲,一個人的真正成功不是在于你取得多少輝煌,而是在挫折中,你能不能勇敢地爬起來。」
武訓窮盡一生,修建起三座義學。
但是之後卻都被官府收走,一番心血付諸東流。
最後,武訓隻留下一句話。
他告訴孩子們:
你們都是莊稼人的孩子,咱們都是窮人
你們念好了書,可千萬不能忘掉了莊稼人
千萬不能忘掉了我們窮人
讀書,到底是爲了什麽。
這既是一個社會長久的教育思辨。
更是每一個個體永恒的命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