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封凱棟 北京大學長聘副教授
來源 | 正和島 ,管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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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起，中國公司出海熱潮洶湧。從中國的電動汽車，再到 9.9 的咖啡奶茶，越來越多的中國品牌加速出海。
與三四十年前歐美跨國公司到中國掘金相比，中國企業的出海邏輯有何不同？中國企業出海的競争力在哪裏？新全球化時代，企業應該如何理解當今的局面？
《潮起：中國創新型企業的誕生》作者、北京大學長聘副教授封凱棟認爲，出海能夠獲得競争優勢的前提，是能夠形成一套立足于中國本土的創新共同體。他從創新共同體的長遠視角，解釋了企業出海的難題。我們整理了現場的分享内容，以飨讀者。
出海不是單個企業的問題
從自主創新的角度看中國企業出海的問題，我們需要将讨論放到 2017 年之後國際環境發生變化的背景下來看。
我們在 2017 年之後所強調的創新轉型，其實是對 2005 年所發生的創新政策大轉型（向自主創新轉型）的一次補課：這一次，中國要完成整個創新系統的重塑。
從應然的角度講，新型舉國體制其實就是要推動以本土爲中心的創新共同體的形成。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在各行各業中逐步構建一套體系。這套體系應當能促進對問題的定義、對問題的解剖以及後續協商分工合作盡可能多地發生在中國本地，而不是發生在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
如果我們擁有了定義技術問題、形成技術議程的能力，我們完全可以保持非常高度的開放，不需要在乎相應的參與者到底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是中國企業還是外國企業，是美國企業還是非洲企業……
所以談到中國企業出海的問題，第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要牢牢把握住在整個産業創新共同體裏面的主導權——定義問題、産生技術路線圖、進行分工協作，以及在分工協作的基礎上進行競争的權利。
在進行政策讨論的時候，我經常舉的例子是美國的 IEEE（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雖然就産業創新共同體而言，IEEE 主要面向科技問題，但 IEEE 對整個電子電氣工業都有非常大的影響。
它形式上是個民間組織，但大量的技術标準、新的技術采用哪種方案都是在 IEEE 投票選出來的。
IEEE 幫助美國更好地掌握了定義行業、決定未來技術發展方向，甚至在不少領域制定标準的權力，雖然參與 IEEE 投票以及相應活動的不一定都是美國人或美國實體。事實上在各個産業中都有類似的平台性組織。
所以談及中國企業出海，我們首先應當思考清楚中國企業在出海後的長期競争優勢應依托于什麽？現在我們國家要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體系，那麽對于創新來說，創新的内循環是什麽？
我們隻有解決了創新的内循環問題，也就是構建起以中國本土爲中心的一套創新體系，我們的工業能力輸出才有具有競争力的基底可以依托。但這個工作我認爲目前還沒有能夠很好地完成，我們還處于轉型的過程當中。
這也就是爲什麽我在應然層面上，非常支持新型舉國體制。因爲企業出海的問題顯然不是單個企業的戰略問題，而是整個行業大量企業集體行動的問題。
就像華爲和中芯國際、上海微電子之間的關系。在 2017 年之前，這幾家企業都甚少發生關聯，因爲華爲要追求世界範圍内最好的先進制程，而中芯國際要追求世界上最好的光刻機。
問題正在于，如果這些企業間的關聯并不發生在本地的話，那麽我們本土發展先進光刻機、發展先進制程制造的能力就很難成長起來。
創新的核心在于産業鏈内不同的合作者之間通過供需關系的互動來傳遞大量的複雜信息，并且在技術和産品的開發過程中不斷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斷叠代。
2017 年的變局讓我們清醒了，因爲關鍵核心技術被 " 卡脖子 " 的現象讓我們認清了這套創新體系要比單個技術、單個産品重要得多。
所以現在的關鍵問題不是單個企業該怎麽做，而是一群企業作爲整體應該怎麽做。
出海能夠獲得競争優勢的前提，其實是我們能夠形成一套立足于中國本土的創新共同體，我們把握定義問題的議程，我們來發展技術路線圖。
出海企業不能僅是
成爲當年的跨國公司
問題的另一面是，我們在出海的時候，目标僅僅隻是成爲新的跨國企業，也就是當初西方企業進入中國的時候那個樣子嗎？這類似于目前在年輕人中流行的那句話：憎恨跨國公司，理解跨國公司，成爲跨國公司。
我個人對這個是抱有懷疑的。
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國的創新發展對于全世界來說都是全新的命題：很簡單，我們的人口數量很大，14 億已經遠遠超出此前整個 G7 發達國家的人口總數，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通過對已有發達國家的替代來實現中國人口從中等收入向中高乃至高等收入的躍遷。
首先，我們完全替代現有發達國家的份額，這不現實。
從曆史經驗來看，哪怕我們以後在整體科技實力上超過美國，美國作爲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工業經濟體，它依然會是世界格局中的重要玩家。也就是說，我們很難把它徹底踢開，把美國的整個份額都占掉。
從這個角度考慮，我們單純通過模仿原來美國的跨國公司的模式，是無法支撐我們把 14 億人躍遷到今天發達國家的水平的。我們必須要發展出新的模式來。
其次，今天跨國公司的模式從邏輯上或者說從利益的分配上是有局限性的。
現有的跨國公司模式相當于構建了一個全球範圍内的金字塔式架構，頂端是西方國家，擁有核心技術，對外輸出管理、資本和部分生産設備，進行層層控制；底層是發展中國家，更多地隻是提供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獲得相對微薄的收益。高額利潤都讓上層的發達國家拿走了。
這種模式的緻命缺陷是，隻能獲得微薄收入的廉價勞動力是沒有辦法成爲自己所生産的複雜技術産品的消費者的。
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占人口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可以消費這套世界體系所生産的襯衣、鞋子、義烏的小商品，但當涉及複雜技術産品（如新能源汽車、智能電網、雲計算服務）時，原來的跨國公司模式是失敗的，因爲獲得微薄收入的普通勞動者是消費不起的。
我們當初搞 " 三來一補 "、依賴 " 市場換技術 " 通過合資模式生産産品的時候，我們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也買不起在中國本地生産的複雜産品。隻有相對深入地推動工業化進程才能改變這個局面。
我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
亨利 · 福特在美國曆史上曾經是一個社會偶像，因爲他在 20 世紀早期的時候，不僅在技術上創造了大規模生産體系，還做出了一項創舉：将工人的工資從每天 2 美元提高到每天 5 美元。
因爲他 " 不僅要生産出大規模制造的産品，還同時生産出了這些産品的消費者 "，也就是創造出了一個相對穩定且體面的工薪階層。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推動中國絕大部分人口的收入持續提高，就需要創造出新的全球化模式來。
我們的企業如果想要長期獲得持續的創新發展，獲得持續的高利潤，避免 " 在國内卷完到國外去卷 " 的困局，就需要考慮如何有效地推動當地的工業化，如何幫助當地開啓工業化的進程，而不僅僅是把當地當作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的來源地。
創造一套新的全球化模式
以上所講的兩個問題其實是合二爲一的：一個是從長期的國際化競争角度看，也就是說從新全球化這樣一個視角來考慮中國的競争優勢在哪裏。
我認爲這是創新的内循環問題，建設創新的内循環需要國家的積極作爲，需要企業集體行動。另一個就是我們自己爲了開拓更大的市場，應該怎麽做。
這是市場的問題。但這個市場并不僅僅是人口的問題，而是需要在南方國家陸續形成體系，通過發展深度的工業化創造出一個更大的市場來。
我們的這些出海企業在當地怎麽推進當地的工業化是一個新的命題。
如何有效地推動當地的工程技術本身的發展，同時把他們納入以中國爲中心的内循環加外循環的體系中來，是我們未來或者長期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這個問題今天其實已經很突出了。
比如在新能源汽車領域中，今天我們的企業出海已經不僅僅隻是賣産品的問題了，還涉及基礎設施的建設，包括充電網絡、智能電網以及相應的智慧城市等一系列的建設。
隻有這些配套設施建起來了，當地社會擁有一定的經濟能力、有相對活躍的經濟活動之後，我們才能夠把高價值的複雜産品賣到這些國家和地區。
以上這兩個問題，無論是構造創新的内循環和内外雙循環體系，還是通過中國企業出海有序地在南方國家開啓工業化進程，都很難是單個企業能獨立完成的。
當然，現在我也沒有答案。我相信中國的工業實踐者、政策制定者會陸續意識到問題，嘗試去解決問題，最後找到答案。正如同他們在過去二三十年自主創新曆程中所完成的壯舉一樣。
給中國工業人的挑戰還沒有結束。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企業家、工程師和産業工人們，可能還得啃一兩代人的硬骨頭。
不過這一輪浪潮可能給我們的天地更大，我們可能會創造一套新的全球化模式。對于我們和很多後發國家和地區的人們來說，就是一個新的世界。
